“四十年前写的。刚从乡下支教回来，手上还有粉笔灰，坐在筒子楼里写了两年。”陈老把书放在桌上，翻开扉页。扉页上的钢笔字褪了色，还能认出来——“献给所有在贫困中渴望读书的孩子。1978年秋。”书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发黄卷曲。照片上一个年轻人站在土坯教室前面，白衬衫蓝裤子，黑框眼镜，瘦得像一根粉笔，咧着嘴笑。于龙认出了那个年轻人——颧骨的轮廓，跟眼前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同一个位置凸起。

“那时候我在云南一个村子教了三年书。教室比你现在那个村小还破，连化肥袋子都没有，窗户糊的是报纸。下雨天，孩子课本淋湿了，就用体温焐干。”陈老一页一页翻着书，翻到一处折角的页面停下来。那页有人用红笔划过线，划得歪歪扭扭，旁边批了一行小字。他的手指顺着那段文字摩挲过去，指腹在发脆的纸面上轻轻压了压，像是要把什么压回纸里。“这本书里每一个字，都是煤油灯底下写的。当时没想别的，就想让孩子们有学上。”

他合上书，往前推了推。

“这本书，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现在交给你了。”

于龙低头看着那本书。青灰色封皮，褪色的标题，书脊上几道折痕。他知道这本书的分量——不是油墨和纸张的重量，是煤油灯烧掉的那些夜晚，是报纸糊的窗户，是“献给所有在贫困中渴望读书的孩子”那行字从1978年一直走到今天。四十年，书页都脆了，那些字还醒着。他双手接过书，站起来，动作郑重得不像接一本书，更像接一个接力棒。

“陈老，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不是不辜负我。”陈老也站起来，拍了拍于龙的肩膀，“是不辜负那些孩子。你说有个孩子写了篇作文叫《我想去看海》。记住——每一篇这样的作文，都是你的功课。把海带到山里去，就是考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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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夫人端着托盘进来。两杯热茶，一盘切成小块的苹果，一小碟盐水花生。她把托盘轻轻放在书桌上，看了陈老一眼。

“又在翻你那本老古董。”声音很轻，语气里带着说不清的暖和嗔，“人家于龙来请你指点，你倒好，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搬出来吓唬人。”

“这不是老古董。”陈老拿起一杯茶，吹了吹热气，杯子握在手心里没喝，“这是我最好的东西。”

陈老夫人没再说什么，冲于龙笑了笑，转身出去。走得很慢，拖鞋在地板上拖出细细的声响。经过陈老身边时，顺手把他敞着拉链的羊毛背心往里拢了拢。陈老没回头，肩膀松了半寸。于龙假装没看见，端起另一杯茶喝了一口。茉莉花茶，泡得浓，入口有点苦。

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师资培训、课程设计、当地少数民族孩子的双语教学。陈老讲了很多当年在云南支教的经验——怎么跟彝族孩子沟通，怎么让家长相信读书有用，怎么在没有电的教室里教完一学期。讲到最后，咳嗽了两声。客厅外头老伴轻声说了句什么，他摆摆手，又端起茶杯。

临走，于龙在门口换鞋。陈老跟出来，扶着门框站在那儿。

“小于，我老了。以后的路，要靠你们年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