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龙站在陈老家门口，手里拎着一盒茶叶。

这地方他来过很多次。每次基金会遇到坎儿，都来找陈老坐坐。有时候聊一个钟头，有时候就喝一杯茶，什么都不用说，坐完就走。但今天不一样——他要办一所学校，在云河县的大山里，把一千万砸进海拔两千米的黄土里。钱怎么花，学校怎么建，心里有数。但也真有点没底。

他按了门铃。

陈老开的门。穿一件灰色羊毛背心，拉链没拉，袖口露出秋衣的白边。八十多岁的人，站得还稳，脸上多了几块老年斑。他看了于龙一眼，又看那盒茶叶，嘴角往下拉了拉。

“每次来都带东西。我不喝你的茶叶，拿回去。”

“知道您不喝。放您这儿，等想喝的时候再泡。”于龙把茶叶搁鞋柜上，换鞋进屋。

书房还是老样子。一整面墙的书架，书脊上的烫金书名在午后光线里泛着暗黄。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书，老花镜搁旁边，镜腿朝上。茶杯里的茶早凉了，杯沿结了半圈茶渍。陈老坐进老藤椅，指了指对面那把木椅。于龙坐下，膝盖差点顶到书桌。

“说吧。什么事。”陈老把老花镜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浑浊，但不糊涂。

于龙把云河县的事从头说了一遍。村小的土坯房，缺玻璃用化肥袋子糊的窗户，孩子们坐在石头垫起来的木板上跟读课文，作业本上那篇《我想去看海》。他说得慢，不像在基金会汇报那么有条理，像跟家里人念叨。说到最后，把李娟拍的视频打开，递给陈老。

陈老接过手机，低头看。视频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坐在靠窗位置，举着作业本说“老师你看我写了篇作文”。风从化肥袋子的缝隙灌进来，刘海吹得一掀一掀。陈老把手机拿近，手指戳在屏幕上想放大。他不会双指缩放，戳了好几次都没戳对。于龙伸手帮他把视频停了，改成截图，放大，再递回去。

“这是她的作业本。”于龙指着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她想去看海。这辈子还没出过那座山。”

陈老没接话。他把手机还给于龙，摘下老花镜，拿毛衣袖子擦镜片。动作很慢，像在争取时间——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人，给自己争取几秒钟不被看见脸的时间。窗外有麻雀叫了两声，飞走了。

“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声音沙沙的，像翻一本放了很久的书，“从你第一次来找我，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那时候你帮一个小孩，帮一个老人，帮一个丢钱包的陌生人。我说你要做慈善，要系统化。你说你没有系统。现在连学校都要建了。”

“还是没有系统。”于龙说，“走到哪儿算哪儿。”

“走到哪儿算哪儿就对了。真正的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陈老站起来，转身走到书架前。手指从一排书脊上划过去，从左到右，又划回来，停在一本旧书前。抽出来，用手掌抹了抹封面上的灰。书皮是褪色的青灰色，印着一行字：《教育扶贫论》。作者：陈远志。

于龙愣了。“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