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在基金会干了这么久，出外勤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她习惯的东西很固定——键盘、报表、会议纪要、待办清单。不是山路，不是颠到骨头散架的越野车后座。但这次云河县考察，于龙说必须有人亲眼去看，她就报了名。没多想，报完才去查云河县的海拔和路况，查到一半把网页关了。反正都要去，看了反而睡不着。

车是县里派的老款越野，跑了十五万公里，减震器形同虚设。从县城出来，柏油路只铺了不到十公里就断了，剩下的全是砂石路。车轮碾过碎石，石子崩在底盘上叮叮当当响，像有人拿锤子敲铁皮。司机老马是个话少的本地人，嘴上一根烟没点燃，就这么叼了一路。李娟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后座，努力把屏幕上的项目方案看进去，但字一直在颠。盯久了眼睛酸，她干脆合上屏幕，扭头看窗外。

车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山。十一月的西北，山上的草全枯了，风一吹，沙尘扬起来，灰蒙蒙一片。她在滨海长大，见惯了海雾和梧桐落叶，没见过这种黄——干得彻底，连空气里都带着土腥味。

“还有多远？”她问。

“二十公里，不远。”老马把烟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就是路烂，得开一阵。”

车拐过一个弯，前方路面上忽然出现一个人影。老马松了油门，车速慢下来。

是一个年轻女人，背着孩子，正沿着山路往下走。她走得急，身子往前倾，一只手反搂着背上的孩子，另一只手抓着路边的枯草保持平衡。脚上穿的是一双解放鞋，鞋帮子磨破了，露出灰扑扑的袜子。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满脸都是，她也没空拨开。

老马把车停在她旁边，摇下车窗用方言问了一句。女人抬起头——脸上全是汗，嘴唇干得起了皮。她背上的孩子裹在一件大人的棉袄里，只露出一张小脸，脸红得不正常，眼睛闭着，呼吸又急又浅。

“孩子发高烧。两天了。”女人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不影响听懂，“要去镇上医院。”

“还有二十公里，你走要走到什么时候？”老马拉开车门跳下去，帮她把孩子从背上解下来。李娟已经把后座的东西全挪开了——笔记本电脑塞进背包，资料袋扔到前座，外套叠了个枕头垫在座位上。她在滨海联系各部门打交道时练出来的利索劲儿，此刻全用上了。

“上车。直接送医院。”她说。

女人愣了一下。她看看车，又看看李娟——大概在判断。这些人是谁，要不要钱，会不会是骗子。这种犹豫李娟见过，在滨海去城中村做调研的时候，那些外来务工的妈妈也是这个表情。但孩子在她怀里难受地哼了一声，她就不再想了。她抱着孩子钻进后座，李娟关上车门。“老马，走。”

越野车在砂石路上掉头，往镇卫生院方向加速。车速比来的时候快了一倍，颠簸也更剧烈。李娟坐在后座扶着孩子的头，防止被震到座位下面。女人紧紧握着孩子的手，嘴上不停地说着什么，不是汉语，是彝语。

李娟听不懂词。但那声音的节奏她听懂了——短促，重复，带着一点哭腔，像在念一段反复循环的祈祷。妈妈在叫孩子的名字。

“叫什么？”李娟问。

“阿依。”

“孩子叫什么？”

“木呷。”

李娟低头看了看那个裹在棉袄里的小脸。木呷大约三岁，嘴唇干裂，呼出的气又热又急，喷在她手背上。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烫得扎手。至少三十九度以上。她想起小时候自己发高烧，妈妈也是这样摸她额头的。先用手指，再用手背，最后把嘴唇贴上来。她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只能用第一步，后面的步骤是阿依的。

“木呷。”她学着阿依刚才念的发音，轻轻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