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金灯？”杨慎心中一动，掏出纸笔记录下来，“我曾在别处见过类似的果实，百姓称之为‘红姑娘’，不知二者是否为一物？”
老者捋着胡须笑道：“嗨，不过是各地称呼不同罢了！这果实未成熟时，萼片是青绿色的，熟透了就变成绛红色，像挂在枝头的小灯笼，故而得名‘挂金灯’。至于‘红姑娘’，约莫是因为那绛红的萼片像姑娘的红裙，百姓随口叫的俗名罢了。”
杨慎又问：“那《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酸浆’，与这挂金灯是否相同？”老者闻言摇头道：“本草上说酸浆‘味酸，性寒’，能‘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与挂金灯的功效倒是相合。可书上又说有‘灯笼草’‘苦耽’与之相似，我看啊，多半是写书的先生没见过实物，把同一株草的不同叫法当成了不同东西。”
杨慎闻言，心中愈发笃定，《本草纲目》的记载或许真有谬误。为了印证猜想，他又走访了大理府周边的村落。在城郊的喜洲村，他遇到一位擅长治疗儿科杂症的老妪。老妪得知他在探寻红姑娘的渊源，便拉着他坐在院中，指着墙角一丛生长旺盛的植物说：“先生看，这就是咱们村人说的‘灯笼草’，孩子们若是生了水痘、疹子，就摘它的嫩叶煮水洗澡，能清热解毒；果实成熟了，剥了萼片吃，酸甜可口，还能治口舌生疮。”
杨慎仔细观察那植物，茎秆直立，叶片卵形，叶腋间挂着一个个青绿色的小灯笼，正是未成熟的红姑娘。他摘下一片叶子，闻了闻，有淡淡的清香，又询问老妪是否知道“苦耽”之名。老妪思索片刻道：“哦，你说的是‘苦蘵’吧？以前在山脚下见过，果实比这灯笼草小些，味道也更苦，听说能治痢疾，不过咱们这儿不常用。想来是和灯笼草长得像，才被人混为一谈了。”
这日午后，杨慎在村中一户人家做客，恰逢主人家的儿媳产后发热，恶露不尽，腹痛难忍。家中男子急得团团转，老妪闻讯赶来，从院中摘了些红姑娘的全草，洗净后与益母草、当归一同煎汤，给产妇服下。杨慎在一旁细看，只见那红姑娘全草带着淡淡的苦味，与老妪所说的“苦蘵”味道不同，却也有清热凉血之效。服药半日，产妇的热度渐退，腹痛也缓解了许多。
主人家感激不已，对杨慎说：“这灯笼草真是个宝，不仅能治孩子的小毛病，连妇人产后的热症也能治。只是各地叫法不一样，有的地方叫‘红姑娘’，有的叫‘挂金灯’，若是外地郎中过来，怕是认不出呢。”
杨慎闻言，心中感慨：民间草木的应用，全凭世代相传的经验，这些口耳相传的知识，虽未载入典籍，却鲜活而实用。而文献记载往往因地域、见闻所限，难免出现谬误。他愈发觉得，要厘清“红姑娘”的渊源，不仅要考证文献，更要深入田野，收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活知识”。夜幕降临时，杨慎在笔记上写下：“大理府所见‘挂金灯’‘灯笼草’，实乃酸浆之别名，民间以其形态命名，功效各异，然其本为一物。《本草》分立，恐为误判。”
第三卷 故纸寻踪 本草疑云起纷争
离开大理府后，杨慎一路辗转至永昌卫，此地虽偏远，却因是西南边陲的军事重镇，设有府学与藏书楼。杨慎素来嗜书如命，得知藏书楼中藏有不少稀见的地方史志与古本草抄本，便每日清晨前往借阅，沉浸在故纸堆中，试图从文献里寻找到“红姑娘”名称演变的蛛丝马迹。
藏书楼的主事是位老秀才，得知杨慎是被贬的翰林学士，对他颇为敬重，不仅为他开辟了一间僻静的读书室，还主动帮他搜罗相关典籍。这日，杨慎在一部南宋淳熙年间的《滇南本草》抄本中，看到这样一段记载：“酸浆，一名灯笼草，又名红萼茄，生于山野，其果外包绛红之囊，味酸甜，性寒，治喉痹、热咳、小儿惊痫。”这段记载与他在民间所见的红姑娘完全吻合，可书中并未提及“红姑娘”之名，只称“红萼茄”。
他又翻查《本草纲目》，李时珍在“酸浆”条目下写道：“酸浆，处处有之，苗似水茄而小，叶卵形，夏秋开白花，结果如挂灯笼，熟则绛红色，味酸甘。又有灯笼草，与此相似，叶较细小，花黄，实小而苦；苦耽，茎柔弱，实如樱桃，味苦，俱可入药。”杨慎反复比对，发现李时珍所描述的酸浆、灯笼草、苦耽，与他在民间见到的红姑娘、挂金灯、苦蘵极为相似，只是将三者视为不同物种，而民间却多将前两者混为一谈，或以形态命名，或以味道区分。
“难道李时珍未曾亲见实物，仅凭前人记载便分立条目？”杨慎心中生疑，又找来《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农书查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酸浆，种法如茄，果实外有囊，熟则红，可食，亦可入药，解烦渴。”此处只提酸浆，未提别名。元代《农桑辑要》则写道：“灯笼果，即酸浆也，因其实如灯笼，故名。”可见元代时，酸浆与灯笼果已被视为同一植物的不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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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却将三者分立？杨慎百思不得其解，便前往永昌卫府学，与府学的教谕王老先生探讨。王老先生治学严谨，对地方草木也颇有研究，听了杨慎的疑惑，抚须沉吟道：“升庵先生所言极是，我曾在滇西各地游历，见民间对酸浆的称呼确实混乱，有叫红姑娘的，有叫挂金灯的，也有叫灯笼草的。至于苦耽，多生长在阴湿之地，果实较小，味道极苦，与酸浆确有不同，可灯笼草与酸浆，依我看实乃一物，只是生长环境不同，形态略有差异罢了。”
杨慎又问：“那‘红姑娘’这一俗称，不知起于何时？为何典籍中鲜有记载？”王老先生笑道：“民间俗称，多为百姓随口所取，往往因形态、颜色而得名，既无文人记载，也无官方定名，自然难以见于典籍。就像这红姑娘，因其绛红的萼片形似姑娘的红妆，故而得名，这般俗趣的称呼，文人墨客怕是不屑于写入书中。”
正交谈间，府学的一名学生匆匆跑来，说自己的弟弟得了“喉蛾”，咽喉肿痛，吞咽困难，求王老先生赐方。王老先生略一思索，对那学生道：“你去集市买些红姑娘，取其萼片与果实，捣烂后加少量蜂蜜，慢慢含服，再用其茎叶煎汤漱口，不出三日便可痊愈。”
那学生半信半疑，杨慎却想起在清溪驿的经历，对学生道：“此法可行，我曾亲眼见红姑娘治好孩童的咽喉热毒，你速去试试。”学生听罢，急忙道谢离去。三日后，那学生特意前来致谢，说弟弟的喉蛾果然痊愈，还带来一小篮红姑娘送给杨慎与王老先生。
杨慎拿起一枚红姑娘，剥开绛红的萼片，望着内里晶莹的果实，忽然灵光一闪：“姑娘”二字，会不会是谐音讹误？古音中“姑”与“瓜”相近，“娘”与“囊”相似，民间百姓或许将“瓜囊”误作了“姑娘”？他急忙查阅《说文解字》《尔雅注疏》等音韵学典籍，发现上古时期，“瓜”与“姑”同属见母，读音相近；“囊”与“娘”同属泥母，韵部也相近。这般看来，“红姑娘”极有可能是“红瓜囊”的讹误，因果实外包的萼片形似瓜类的果囊，故而得名“瓜囊”，后经口耳相传，渐渐讹为“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