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孛鲁合升为中书右丞相，同时将国库、贸易、祭祀医巫、传驿、外交等部门的官员都换成自己信得过的人；又将牙老瓦赤、斡鲁不、不只儿等官员派往燕京（北京），主管汉地的政务工作；麻速忽则被派往别失八里，负责西域的政务；阿儿浑依然负责波斯一带。

除此之外，蒙哥又在内部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清洗运动，他将诸王滥发的牌印、诏书等尽皆收回，任命的官员全部罢免；并传旨各路官员及宗亲，没有朝廷法令不得私自发布命令，不得擅自收税；派出的使臣不允许私自进入村庄或者城镇，最多不得征召超过14名徭役人员，而且不允许他们取用超过自身定量的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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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加强对于中原的统治，蒙哥派出了大批的官员深入汉地，进行了详细的人口普查，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了他一大跳。

从1235年失吉忽秃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因为连年征战，需要的兵员数量缺口极大，同时诸王也派人私自收税，加上汉地各处的官员们横征暴敛，导致了大批的百姓不得不外出逃亡，即便有严苛的法律来约束也不管用。

最严重的是1238年，华北地区大旱，加上严重的蝗灾，大片的农田颗粒无收，但当时的窝阔台因为要同时支撑两线作战，财政压力巨大，不仅没免税，反而催派官员如数缴税，使得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汉地共有百姓一百零四万户，逃亡者竟达十之四五。

但一部分百姓的逃跑，就让那些未曾逃走的百姓更加痛苦，因为税的总额是不变的，人少了之后，每个人平摊下来的税更多了。

邢州原来是开国99千户中巴歹那颜与乞失里黑那颜二人的封地，他们在受封的时候，这里有足足上万户的百姓，然而在蒙哥主持的这一次人口普查中，邢州能找得到的户籍百姓只有五百余户。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高额的赋税加上天灾兵祸不断，百姓们纷纷卖掉赖以生存的土地，然后去给贵族、官员当佃户或者奴仆，这也使得诸多贵族、官员手下的土地和百姓越来越多。

可天下的总户数就只有那么多，国家掌握的户数多，贵族们手中就少；而现在贵族们手中的户数多，国家掌握的户数就少了。

户数一少，国家就缺少税收，国库里就没有钱，但各项政策的实施和推动都是需要钱的，国家没钱则继续向百姓收税，但百姓已经交的很多了，再交也交不起了，只好卖掉土地去给贵族们当奴仆，由此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国家的财政也岌岌可危。

为了解决这件事，蒙哥下令“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对于所有贵族和官员手下的百姓重新统计，无论什么人都以现居住地确立户籍，重新纳册入户，并且执行当地的徭役政策，如有违反之人，直接处死，家产充公，这个政策一出，汉地百姓竟然凭空多出了二十多万户。

但二十万户的百姓并不能让多次被搬空的国库富足起来，于是蒙哥又想了一个办法，叫做收“包垛银”。

在当时的汉地，百姓们除了要交每年定额的赋税外，还会面临着大批临时摊牌下来的加征税，而且这些加征的税通常都是因为战况紧急才由朝廷下令征收的，各地官府往往无法马上凑齐，所以总是受到朝廷的责难与批评。

于是当时负责治理真定府的史天泽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是以官府的名义向西域商人们借钱，用来缴纳税费，而后再向百姓摊派，拿回来的钱再还给这些西域商人，但因为利息实在是太高，也被称为“羊羔息”。可这样一来，百姓们要被承担的税费就更多了，史天泽在亲眼目睹了百姓们卖田卖妻都交不上这些税后，又主动上奏朝廷，由官府代民偿还一本一息（即一分本钱和一分利息），但即便是这样也无法应对越来越高的赋税，眼看着百姓们欠的钱越来越多，他索性心一横，倾尽家财，与族中亲属和当地官员一起出资偿还了这笔债务。

但史天泽这样的好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地方依然还是威逼百姓们拼尽全力去交税，蒙哥不曾治理汉地，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认为汉地富庶，能多薅点羊毛就多薅点。

现在他成为了最高领导人，又面临着国库空虚的情况，于是大笔一挥，将这类临时税命名为“包垛银”，并且将其变为定额税，每户每年纳银六两。

六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据同时期的《宋史食货志》记载：“熙、丰以前，每石不过六七百”；意思就是一石米差不多折合300~600文铜钱左右，而由于银子的储备量比较少，在当时差不多2000文铜钱才能换一两银子，宋代一石相当于现在的66公斤，一两银子可以买4~8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924~1848元，我们取个中间值，一千五百块钱。

哪怕是扔到现在，一年要多交一万多块钱的税恐怕也让很多人承受不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