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发话，“你这个不算回答，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兴趣。”

“好吧，最初这个东西的诞生是为了水木大学现在都还在进行的《超级音频处理计算机》项目而服务的，那是我为同学和青年教师设计的，一个专为我自己的录音棚服务的项目。

后来经过水木大学的多次修改，改进，经过上级批准，最后升级成了一个真正的《超级计算机》项目，简称《超算》项目。

《超算》项目中存在大量的软件开发工作，这些代码需要很多个系，很多老师、学生之间的配合才能完成。而这些人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办公地点，甚至没有统一的工作时间。

我们急需一套能够让这么多程序员协同，让这么多人的代码能够整合在一起的方法，这就是 GIT程序和 GIT平台的由来。

之后，我又想到了很多可能存在的各种网络应用，然后为了那些应用，我又开发不少的底层基础应用。

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我都只是写了一些规划和设计文档，之后的具体实现大多是通过佣兵工会的模式由无数的大学师生共同完成的。

这些应用的代码，统一都在 GIT上进行管理，我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忙得过来的，我又没法雇不起一大群人为我打工来维护这些代码。

于是，我想到了开源。

开源这个概念在很早以前，就由丑国的一些大学提了出来，但那个时代并没有网络这个东西，大家对于开源的理解也还局限在利用载体拷贝，只不过拷贝的是源码罢了。

过去的计算机彼此很难兼容，IBM的机器码程序，是无法在DEC的机器上运行的，所以彼此交流，只能用高级语言的代码，再回到自己的机器上编译。”

说到这里有些专业了，没法子，这个属于职业习惯，王旭尬笑了两声，赶紧拉回来。

“不说那么专业，反正最早的产品就这么来的，应该说是个偶然的产物，是为了解决代码分享和组合的问题而诞生的。

产品出来了，总得给他找个出路吧，我不是没想过商用，两个原因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首先就是，不客气地讲，咱们国家并没有软件企业生存的土壤。

且不说刚才我讲过的不愿意买软件这个事情，毕竟还有些政府单子和大企业单子能挣钱。

关键是，咱们的各种软件保护是非常薄弱的，盗版几乎无处不在。几万美元的数据库，在中关村十块钱就能买到，几百美元的操作系统，十块钱能买十个版本。

这样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软件公司能生存下去。除非是那种做定制化开发的公司，但那种模式，就得依靠打单子，跑关系，可这个我干不了，没这个技能啊。

我不是怪咱们国家不作为，这样的环境其实就是咱们发展阶段的必然，也是西方压制后进的方式之一。

这些软件，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市场，制定一个他们自己能够承受的最高价，这是商业规律导致的自然结果。

而偏偏这个价格在咱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那就是天价。但是世界科技的发展让这些软件的作用非常重要。

你不用，你就无法提升效率，参与国际竞争，你用正版，你就得首先掏空家底，然后处于资金劣势，依旧无法竞争。

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死循环，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盗版。

从软件公司的角度看，现在的技术手段也根本无法根除盗版的问题，或者说成本太高，使用太麻烦。

那么既然无法解决，他们就索性默契地推波助澜，提前毁掉那些国家的软件土壤，扼杀未来可能竞争对手，这就是咱们所面临的局面，以及背后的商业逻辑。

第二个呢，就是我开发的软件产品非常多，创意更多，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根本不可能完成。

要想完善，就得大量招人，我是私企，没指标，市场上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人才，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开发完。

自己干不了，我就只能找别的办法喽。

自己没用，浪费又可惜，那就不如帮咱们国家做点什么。不是我自吹自擂，刚才我也说了，我不缺钱，不缺媳妇，就连媳妇都不缺钱，这还不该有点高追求吗。

西方软件产品都是靠自己的市场养活自己，然后用盗版冲击其他国家市场，不光咱们，他们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这样，让这些国家完全丧失软件生长的土壤，不得不依靠他们而存在。

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咱们在这个领域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软件这个东西，开发出来第一版其实并没有多难，但让这个软件商业运作，进而滚动起来不断完善却非常难。

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几乎缺一不可，一旦错过时间窗口，除非有什么革命性产品诞生而导致的市场重新洗牌，否则就彻底没机会了。”

王旭侃侃而谈，所有的领导都有点聚精会神的劲头，一点都不像已经开了一下午会的样子。

问答期间，倒也没那么严肃了，该喝茶喝茶，该讨论讨论。

小姑娘还端上来一些点心，让大家补一点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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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