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军事指挥和地方治理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才能。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战役中阵亡后，太平军陷入了清军的反包围之中，形势极其危急。面对这一严峻局面，石达开果断采取行动，率领部队西渡湘江，在河西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此举不仅有效缓解了太平军粮食短缺的问题，还多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取得了“水陆洲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士气。随后，石达开作为全军的先锋，带领太平军成功突围，并迅速占领岳阳、武汉等地，最终抵达南京（金陵），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在这次历时仅二十八天、行程长达一千八百里的进军过程中，石达开所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令对手闻风丧胆，他也因此获得了“石敢当”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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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天京之后，石达开被留在京城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与其他几位领袖不同的是，石达开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的生活态度，不参与奢侈享乐的行为。他拒绝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专注于国家建设和发展，这种高尚品质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尊敬。

1853年秋天，石达开奉命前往安庆负责西征事务。在此期间，他打破了以往太平天国重视攻城略地而忽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做法，转而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太平军成功攻克了安徽省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身亡。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地位，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达安徽后，石达开立即着手建立和完善地方行政体系。通过组织人民登记户籍信息、选举基层官员以及举办科举考试等方式，他建立起了一套包括省、郡、县三级在内的完整治理体系，使得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一个国家应有的规模。同时，他还注重整肃军纪、恢复社会秩序，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状况的措施，如赈济贫困家庭、慰问受灾群众等。此外，石达开还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确保了政权运作所需物资的稳定供应。

1854年初，石达开返回天京述职。其在安徽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领导层的高度评价，并促使太平天国开始放弃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化构想，转而推行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改革措施。同年秋季，随着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对九江、湖口发起猛烈攻势，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就此拉开序幕。这也是曾国藩与石达开之间的首次正面交锋。起初，太平军在战场上处于劣势，连连败退。然而，石达开敏锐地发现了双方力量对比中最关键的因素——水师实力差距。为此，他下令仿照湘军战船样式制造新式舰艇，并加强水上作战训练。经过充分准备后，石达开亲自挂帅出征，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战斗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湖口、九江两次战役更是彻底摧毁了湘军水师主力。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西线战场上的颓势，也让曾国藩陷入绝望境地，几乎想要投江自尽。

紧接着，石达开挥师进入江西境内，仅用四个月时间便接连收复了七府四十七县的土地。由于他严格遵守军纪、积极施政为民着想，加之对待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因此赢得了当地百姓广泛拥护。许多原本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变立场，加入支持队伍当中。短短时间内，石达开麾下的兵力从最初的万余人迅速膨胀至十万之众，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连敌方也不得不承认：“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石达开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之际，却突然接到调令返回天京参加解围之战。虽然他在江南大营战役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解除清军对首都长达三年之久的封锁，但却错失了彻底消灭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机会。

四、出走西南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了震惊内外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石达开闻讯后急忙赶回天京，试图阻止这场血腥的内讧，并对韦昌辉滥杀无辜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然而，当石达开回到京城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由于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韦昌辉下一个目标，石达开不得不逃离天京，但他的家人和留在城内的部属却未能幸免于难。

逃出天京后，石达开并没有放弃对抗清廷的决心。他在安徽集结部队，向洪秀全上书请求处决韦昌辉以平息民愤。面对军民的一致支持，洪秀全最终下诏诛杀了韦昌辉。同年11月，石达开奉命返回天京，受到了全体军民的热情欢迎，甚至有人提议尊他为“义王”。尽管如此，石达开并未接受这一称号，而是专注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处理内部矛盾，仅惩罚了主要责任人而未牵连无辜者，甚至连韦昌辉的亲属也得到了妥善安置。这种做法迅速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石达开重新掌权，太平天国开始逐步走出内讧带来的阴影。在石达开的精心部署下，军队加强了对重要据点的防守，并寻找机会进行反攻。在此期间，陈玉成、李秀成等新一代将领逐渐崭露头角，各自承担起重要的军事任务。正当局面有所好转之时，洪秀全却因忌惮石达开日益增长的声望而对其施加限制，甚至考虑加以迫害。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内讧，石达开于1857年5月离开天京前往安庆，开始了独立行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