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作为老工业基地，这类企业数量不少，涉及职工群体庞大。如果应对不当，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赵立春接过简表看了看，眉头又皱了起来。

他当然也关注国企改革，但更多是从盘活资产、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思考。

梁四安如此直接地点出“下岗潮”这个敏感词，并预判其规模和风险，让他感到有些意外，甚至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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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同志，你这个想法……是不是过于担忧了？”

赵立春放下简表，语气显得不那么认同：“国企改革是中央在抓的大事，具体路径和政策，上面都在探索。我们地方的任务，是贯彻好中央精神，结合汉东实际，把现有的改革部署落实好。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但规模和影响，恐怕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中央会有通盘考虑，我们地方跟着走就行。现在就想这些，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了吧？”

梁四安知道这个观点的超前性，也预料到赵立春可能的态度。

他并不气馁，继续补充道：“省长，我同意要坚决贯彻中央部署。我只是觉得，作为省级层面，或许可以更早一些进行调研、预警，并思考一些预案。比如，如何建立健全再就业服务体系、如何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失业保险）的托底功能、如何引导和扶持下岗职工创业或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些工作如果等潮水来了再做，可能就被动仓促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未雨绸缪。”

赵立春摆了摆手，显然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或者认为超出了当前的工作重点：

“你的忧患意识是好的。但做事要分主次。当前最重要的，是抓住发展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把大项目引进来，把我们的成绩亮出来。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很多问题自然就有了解决的空间和余地。国企改革要稳步推进，但前提是不能影响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你提的这些，可以作为学术课题或者政策研究室的长远研究方向，暂时不宜作为省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来讨论。”

这场关于下岗潮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但大多流于表层，梁四安的许多深入分析和对策建议，都被赵立春以“时机未到”、“上面尚无明确精神”、“先抓当前主要矛盾”等理由，或委婉或直接地挡了回来。

两人在某些具体数据和企业案例上有交流，但在根本判断和优先序上，存在明显分歧。

尽管如此，当梁四安告辞离开时，赵立春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对他有了更清晰的定位和初步的认可。

这个梁四安，一起工作后。

有能力，有想法，敢想敢说，也愿意去碰硬骨头。

虽然有些想法显得激进或超前，但那份责任感和实干劲头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常务副省长，他确实在思考省政府该思考的问题，在干省政府该干的难活。

自己工作作风强势，看重实绩，目标也绝不止于省长一职，需要有能干事、能干成事、也愿意干“疑难杂症”的得力助手。

梁四安的表现，初步符合这个角色期待。

今天关于东山污染和下岗潮的汇报，虽然后者让自己觉得他有些“杞人忧天”，但恰恰证明了他不是那种只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唯唯诺诺的干部。

有争议，有碰撞，也正常。

只要大方向可控，能出成绩，这样的干部可以用，也应该用。

而梁四安走出省长办公室，心情平静。

赵立春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

在有限的任期内追求显着政绩，是地方主官的普遍逻辑。自己提出的东山治理，因为结合了“发展”新思路，得到了“原则上支持”和后续牵头的机会，这已是不错的开局。

至于下岗潮的预警，他知道短期内很难被采纳，但种子已经播下，将来若形势变化，至少自己有过声音。

与强势的省长共事，想法暂时“吃瘪”是常态，关键在于保持沟通渠道，在关键问题上能逐步施加影响，并在自己分管领域扎实做出实效。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祁同伟提着两盒时令水果，来到梁四安家中。

梁四安则在书房看文件。

“梁叔，没打扰您吧？”

祁同伟敲门进来，笑容爽朗。

“同伟来了，坐。”

梁四安放下文件，指了指沙发，“最近工作还顺心？”

“还行，就是案子多，有点忙。”

祁同伟坐下，寒暄了几句家常和工作近况。

接着，他稍微压低了声音：

“梁叔，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可能有点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