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联席会议第二天。

清晨的议事厅内气氛明显不同。代表们拿到连夜修订的《土地改革实施细则（第二稿）》后，各自聚集成小圈低声讨论。纸张翻动的哗啦声和压低的话语声交织在一起，透着一种混合了期待、疑虑与计算的复杂情绪。

陆弘步入大厅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他没有立刻走向主位，而是先走到几个代表聚集处，随意地问：“新方案看了吗？有什么想法？”

这种平易的姿态让代表们有些意外。一个来自安平县的老农代表鼓起勇气说：“陆督护，这按土地等级定价补偿的法子好！咱们县南坡的地和北洼的地，收成差一倍，要是都一个价，北洼的地主就亏了。”

“分级补偿只是第一步。”陆弘点头，“更重要的是后续支持。方案里提到的‘转型基金’和‘技术培训’，你们觉得实际吗？”

青石堡赵永昌沉吟道：“基金和培训是好事，但关键是管基金的人会不会中饱私囊？教技术的人会不会藏着掖着？韩家时期这种事太多了。”

“所以要有监督。”陆弘坦然回应，“基金的每一笔支出都会公示，任何代表都可以查账。技术培训会编成标准教材，公开传授。系统最怕的不是犯错，是犯错后没人发现、没人纠正。”

这话说得很直白，反而赢得了信任。代表们意识到，这个年轻督护不玩虚的，直面问题。

会议正式开始后，柳明漪用了半个时辰详细解读修订后的土地改革方案。比起初版，第二稿确实更细致：土地按肥力、水利、位置分为五等，补偿标准相差可达三倍；允许地主选择一次性补偿或分期领取“土地债券”；转型支持列出了十二项具体措施，从贷款到培训到市场对接。

“诸位有三天时间审阅这份方案。”柳明漪最后说，“三天后我们将进行表决。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议题：税收制度。”

这个话题同样敏感。在韩家统治的三百年里，税收是压垮百姓的最重负担——正税之外有杂税，杂税之外有摊派，摊派之外还有官吏的私自加征。许多代表听到“税”字，脸色就本能地沉下来。

沈元舟这次先开口：“在讨论怎么收税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组数据。”他示意助手展开几张图表，“这是过去五年，三江平原十五县的平均税负情况。”

图表用简单的柱状图和饼图展示，一目了然。代表们看到，在韩家治下，普通农户要缴纳的各类税费竟占年收成的六成以上，小商贩的税负也超过五成。更触目惊心的是，这些税收中只有不到四成进入国库，其余六成都被各级官吏和中间环节消耗了。

“也就是说，百姓交了十石粮，只有四石真正用于公共事务。”沈元舟的声音很冷，“这样的税收，不是治国，是吸血。”

大厅里一片死寂。虽然大家都知道税负重、官吏贪，但如此直观的数据还是第一次见到。

“系统的税收原则有三条。”柳明漪接话，“第一，税种简化；第二，税率透明；第三，用途公开。”

她走到另一张图表前：“我们计划实行‘两税制’。一是土地税，按亩征收，税率固定，丰年不增，荒年可减。土地已经分级，税基就很清晰。二是工商税，按营业额分级征收，小本经营轻税，规模经营正常税。”

一个商人代表举手：“柳度支使，营业额怎么算？谁来确定？要是收税的随口说个数，我们怎么辩？”

“问得好。”柳明漪早有准备，“所以我们需要建立统一的账册制度和核查机制。所有商户必须使用标准账册，每月申报营业额。税务官会随机抽查，但抽查有严格流程——必须两人以上，必须出示凭证，必须留下记录。如果商户对核定税额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甚至可以起诉到仲裁庭。”

这套制度听起来复杂，但核心是透明和制衡。代表们开始窃窃私语。

“那税收用在哪？”一位长者问。

“这是关键。”陆弘站起来，“系统的理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有税收收入会编制成‘公共预算’，每年公示。预算分几大块：军费、行政、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救灾储备。每一项都有明确比例，超支需特别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