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大姐，”邹明远把声音放轻，“外面三十多度，老人路边等着。红薯没卖几个，全滚地上了。我知道流程，但有些事比流程急。”

刘姐看了他几秒。包子咬半口放下，抽纸巾擦手。“您等会儿。”

她打电话，大概是汇报。挂了去隔壁复印表格，回来手里多枚红章。“先办临时证，社区证明后补，我盯着。”

邹明远双手接过。“谢谢您。”

“别谢我。谢您自己。”刘姐重新拿起包子，“这年头能替陌生人跑腿的人不多了。”

回到路口，周大爷还站着。城管走了，人散了大半。老头蹲地上，把踩烂的红薯一个个捡起来，用袖子擦泥。

“周大爷，别捡了。”

递过临时摊位证。老人不认识几个字，但认识红章。捧着那张纸，手抖。“办好了，以后您能在这条街合法摆摊。”

周大爷攥着证，忽然抓住邹明远的手。“老板，您真是个好人。真是——好人。”

三遍。一遍比一遍轻，一遍比一遍哑。

邹明远低头看那双粗糙的手，围裙上被炭灰染黑的补丁，歪扭的推车，地上摔烂的红薯。心里有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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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龙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是骗子？

叮。脑海里系统播报，冷冰冰的：完成“市井温度”任务。政策协调·中级，两千现金。特殊奖励：周大爷的红薯，每周供应龙基金，团队凝聚力加百分之十。

邹明远不知道“系统”是什么，他不是于龙。但那声响过后，后背像被人轻轻推了一下。

把周大爷扶到推车旁，收拾了地上的红薯，又塞了两百块进老人兜里。这次周大爷没推，拉着他的手不放。

回公司迟了四十分钟。法务部全坐在会议室，每人面前摊着风险评估报告。秘书急得额头全是汗。

邹明远坐下，解开西装扣子，端茶杯。茶凉了。咽下去一路凉到胃，但胸口是热的。

“报告我看了。意见呢？”

法务总监语速很快：“现在发声风险太大。网上舆论两极分化，公开力挺于龙，股价会受影响，重要合作伙伴可能——徐坤那边正愁找不到破绽。”

“还有？”

“如果于龙的案子反转不了，我们会被连带追究。声誉损失没法估量。”

安静了几秒。阳光打在会议桌上，照亮那些写着“风险”“损失”“连带责任”的文件。

邹明远沉默片刻，站起来。

“我认识于龙，从他捡到我钱包开始。那天他在派出所门口等了我两小时。钱包有现金有卡有证件，分文没动。”

走了两步。

“这几年我看着他一件事一件事做。帮孤寡老人修房子，帮残疾儿童联系医院，帮快倒的福利院拉捐款。没上过新闻，没发过朋友圈。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

停下来，转身面对会议桌。手按在桌面，指节用力发白。

“如果这样的人也要被冤枉，被泼脏水，如果我们这些受过他帮助的人都不敢站出来——那这社会还有公理吗？”

椅子往后滑了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