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隔成了两间。外间堆着废弃的印刷机，滚筒上锈迹斑斑，油墨干透了结成硬壳，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刺鼻的溶剂味。里间被改成了工作室——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日光灯，灯管发着嗡嗡的电流声，时不时闪一下，像眨眼。墙上挂满了工地照片：有从奠基仪式报道里截的于龙站在主席台上的侧脸，有从养老院门口偷拍的于龙推着轮椅的背影，有工地平面图和安保部署图的翻拍件。正中间是一张放大的于龙头像，脸上被人用红笔打了个叉——叉的墨迹很粗，反复描过，像不止一个人画过。

小主，

三台笔记本电脑并排摆在长条桌上，屏幕幽蓝的光映着三张脸。

吴良坐在中间，二十八岁，戴黑框眼镜，镜片上反射着代码和表格的幽光，头发油得打绺，应该是好几天没洗了。他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噼里啪啦的节奏几乎没有断过。他是做假账的好手——警校学的那点东西没用来破案，全用来琢磨怎么伪造电子账目了。当年因为成绩差被劝退，走的时候跟教导员说了一句“你们会后悔的”，后来做了几年灰产被抓，是赵天豪花二十万保他出来的。从那天起他就给赵天豪干活，不问对错。

左边是孙乾，四十岁，头发稀疏，头顶已经能看见头皮，穿着件洗褪色的格子衬衫，袖口磨破了边。正翻一本旧账册——那是他还在龙基金时偷偷复印的，每一页边角都折了角做了标记。他被开除是因为挪用善款报销私人消费，金额不大，但马律师查出来之后于龙二话没说就报了警。在看守所蹲了十五天，出来后到处找不到工作，是赵天豪的人找上他的。现在他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仓库里，翻着旧账本，嘴角挂着一丝连自己都没察觉的笑。

右边坐着阿豹。不说话，靠在椅背上，手指慢慢转着一支笔。那支笔在他指间翻来翻去，没掉过。

“账目模板调出来了。”吴良推推眼镜，把屏幕转给孙乾看，“你们的真实账目格式——摘要栏、科目代码、凭证编号、审核人签名位。你确认一下。”

孙乾凑近屏幕，眯着眼一行一行对了五分钟。他看得很慢，像是在品味什么。“没错。这套模板他们还在用，连审核流程都没改过。马律师做事滴水不漏，但他有个毛病——太自信。觉得自己的系统没人能攻破。”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容里藏着什么——不甘心，大概是，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快意。被开除那天他抱着纸箱走出办公楼，连个送的人都没有，只有保安例行公事地说了句“慢走”。那天下着雨，他把纸箱顶在头上，纸箱被雨淋烂了，东西散了一地。现在他要看这栋楼塌。

“但是做假账光有模板不够。”吴良把键盘拉回来，屏幕上的代码还在滚动，“要让它看起来是真的，得在真实账目里嵌入虚假记录。不能新建文件——新建文件的创建时间没法改，一查元数据就露馅。得复制原始账目，在副本上做手脚，把时间戳锁死在过去，精确到秒。然后还要植入几处矛盾：摘要栏和实际金额对不上、审批人签名跟出差记录冲突、某几笔支出在银行流水里查不到对应转账。”

他说话的方式很冷静，像个外科医生在讲解手术步骤。

“更重要的是，不能做得太干净。太干净的假账一看就是假的。要留几处小错——小数点后两位对不上、某张发票的税率差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让审计的人自己‘发现’。审计这行有个毛病，一旦自己发现了破绽，就以为自己掌控了局面，不会再往深处挖。”

孙乾斜了他一眼。“你倒是想得周全。”

“吃这碗饭的。”吴良没抬头，手指还在敲，“对了，你说有签名样本？”

孙乾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复印件，动作很慢，像是在递一件贵重的东西——于龙签过名的报销单原件复印件。字迹偏草，横不平竖不直，“于”字那一竖没写直，“龙”字最后一笔往上勾。他把复印件搁在吴良键盘旁边，又翻开账本折角的那一页，指着其中几行。

“这几笔是真实捐款，金额小，没人注意。把这几笔改成大额——每笔加两到三万——备注栏写成‘项目回扣’或‘咨询费’，审批人签于龙的名字。”他的手指在纸面上慢慢移动，“还有这几笔——直接删了，换成向关联公司转账的记录。关联公司用赵总提供的那几家空壳，注册地址统一写光明路。”

吴良接过复印件对着灯光看了一眼。纸质很薄，字迹透过背面隐隐约约能看到轮廓。“三天。”他把复印件小心地收进抽屉里，转回去对着屏幕，“保证让他们查不出来是假的。”

孙乾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在桌面上一敲一敲的，嗒，嗒，嗒。“我在龙基金干了六年。六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逢年过节没人加班我来加，审计整改没人愿意写报告我来写，全机构的账目我一个人对。”他顿了顿，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结果呢？一朝犯错，说开就开了。他们说我贪污。可他于龙——把基金会当私人金库，把捐款人的钱当人情到处送——这才叫真正的贪污。”他说得咬牙切齿，最后一个字咬碎了才吐出来。

阿豹一直没说话，就靠在椅背上，手里那支笔转了一下午终于停了。他把笔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吴良身后，看了一眼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账目，面无表情。然后转过头扫了一眼孙乾，又看了一眼吴良。

“赵总要的不是鱼目混珠。是铁证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