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在一次小范围议事中，冷静地分析道：“诸葛亮，谨慎之人也。夷陵新败，蜀国精锐丧尽，粮秣匮乏，内部南中诸郡未必安稳。亮必先求稳定内部，抚平创伤，积蓄力量。三五年内，断无力大举北犯。此正乃天赐良机，使我朝可从容固本培元，梳理内政。”

他的判断精准而冷静，让众人信服。与此同时，来自帝国边疆的奏报也每日呈送：

“启禀陛下，并州刺史梁习报，已击退鲜卑素利部袭扰，斩首百余级，北疆暂安。” “凉州刺史奏，西域鄯善、龟兹、于阗三国遣使入朝，进贡美玉、宝马，请求册封。朝廷已依例颁赏，宣示恩德。” “戊己校尉驻守高昌，西域长史府于海头重建，丝绸之路商旅渐复旧观。”

这些消息，司马懿都熟练地批阅处理，给出意见，或呈送皇帝御览。在他手中，击退外虏、安抚四夷、沟通西域，都成了帝国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井然有序。他透过这些文书，冷眼审视着这个正在逐渐恢复生机的庞大帝国，同时也估量着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价值和位置。

偶尔，他也会听到一些风雅之事。曹丕召集文人编纂前所未有的类书《皇览》，其所作的《典论·论文》在士大夫间争相传抄，引领文坛风气。司马懿对此只是听听而已，他深知，在这乱世，文章辞赋终究只是锦上添花，真正的力量，源于权柄与兵马。但他也了然，这种文化氛围，亦是曹丕塑造其“文皇帝”形象、笼络士人之心的重要手段。

而那位曾才惊四座的弟弟，雍丘王曹植，其消息则越来越少。只在一次关于诸侯王俸禄的例行公文上，司马懿看到了他的名字。据说他在封地终日饮酒赋诗，行为愈发乖张，被朝廷派去的“国相”严密监视着。昔日的夺嫡之争，七步成诗的惊心动魄，都已化作一页被轻轻翻过的故纸。

窗外的梧桐叶子已快落尽，露出了光秃的枝丫，直指冬日苍白的天空。司马懿站在尚书台的高窗前，望着远处皇宫巍峨的飞檐。内部的梳理已初见成效，北疆西域暂无大患，蜀汉蛰伏无力北顾。

然而，他深知，那位坐在至尊之位上的皇帝，那颗被权力、猜忌和野望填满的心，绝不会甘于久享这平静。风暴，总是在积聚之后再次降临。

果然，黄初五年的春风吹绿枝头时，来自南方的军报再次变得频繁。江东孙权，虽表面恭顺，却始终拒绝送出质子，且在江防上屡有小动作。

洛阳皇宫的朝会上，那股熟悉的、躁动好战的气息又开始弥漫。曹丕的目光一次次扫过殿下的武将，扫过巨大的舆图上的长江沿线。

司马懿垂首立于文臣班列之首，心中已然明了。皇帝的注意力，再次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南方。第二次伐吴的筹备，已在无声中提上日程。

他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岔路口。是争取军功，跃马江边？还是坚守这他已驾驭纯熟、且能最大限度积累实力与威望的后方？答案，似乎早已在他那深不见底的眼眸中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