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

伊莎贝拉追问。

“具体而言，明确的，合同上的陷阱只有一个。”

我将唇边的咖啡杯略微倾斜，一缕温热的液体滑入喉中。

复杂的香气，如同一个结构精巧的赋格，在味蕾上逐层展开——牙买加蓝山一号，中浅度烘焙，九十二摄氏度的水温，海盐颗粒般的研磨度，V60滤杯，三十秒闷蒸，三分二十秒的总萃取……

她竟然分毫不差地做到了，这比咖啡本身更能带来令人愉悦的惊喜。

我放下瓷杯。它与茶几接触时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如同歌剧院经理敲响了提示钟。

“陷阱的机巧，在于一个词语的置换。

名义上，合同规定所有由计划催生的理论框架和执行标准，都需由一个名为‘社会成功委员会’的机构审核通过。

理论上，该委员会将为所有通过的条款承担最终责任。

合同的行文措辞，也有意无意地暗示，我们今日邀请的第一批奠基者，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我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

那双聪慧的眸子里，正闪烁着高速运转的思辨之光。

“但实际上，”

我继续道，

“在合同附件一份不起眼的定义列表中，最初这批人组成的机构的正式注册名称，是‘基本社会成功委员会’。

‘基本’（Basic）——一个在法律文本中，足以将大厦根基变为流沙的限定词。”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接过了她的话头，将结论呈现出来，

“在法律释义上，这两个委员会并非同一实体。

那么，所有由这批学者独立撰写并署名的理论，一旦被采纳，根本无法被归入由‘社会成功委员会’所庇护的范畴。

它们会自动归于第二类，即明确附属于个人作者的原创内容。

后续所有基于该理论产生的实践风险，都将由作者个人承担。

并且——在一系列密集排布的、用以分散注意力的从句之后，合同明确规定：

若该理论在应用中被证实存在重大失误，或由此引发了显着负面效益。

那么，我们将依法追回已支付给作者的全部经济报酬，并保留追诉其连带责任的权力。”

我用一种陈述事实的、毫无波澜的语调，完成了对这个法律构件的阐释。

“有够阴险的。”

伊莎贝拉的评价简洁而精准。

评价的同时，她的眉头微微蹙起，神情里混杂着三分钦佩与七分无奈。

“过奖。”

我伸出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在空气中优雅地划过一个微小的弧度，仿佛在指挥一首无声的室内乐。

“这只是第一层，一个基础的文字识别测试。

我原以为那位卢西恩·瓦莱里先生能看出这个问题，毕竟他的学术背景应该让他对系统性漏洞有着近乎本能的警觉。

不过，他显然有些热血上涌，被宏大叙事的光辉暂时蒙蔽了理性的双眼。

而第二层陷阱，则在于即使你看穿了委员会名称上的玄机，你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这份合同。”

“为什么？”

“请看条款第七章第四款第三小节，”我示意她翻动那份空白合同的样本，

“由‘委员会’正式添加的条文，在正式推行前，必须经过至少一个周期的、小范围内的社会学试点，并出具一份详尽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这是一套极其繁琐、耗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流程。

然而，作为‘个人贡献’的理论，则无此限制。”

我又指向了另一处，

“再看附件中对‘重大失误’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因理论之根源性谬误，或其内在逻辑无法自洽，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可逆转之社会财富减损的状况’。

你瞧，伊莎贝拉，这是一场针对人性的、近乎无解的设计。”

“没有一位对自己理论抱有信心的学者，会坦然承认自己的思想存在‘根源性谬误’或‘逻辑不自洽’。

但与此同时，也极少有人——尤其是这群长期被主流学界排挤的边缘人——会狂妄到认为自己的理论完美无瑕，经得起任何放大镜式的审视和推敲。

这便是他们群体心理的共同特征：一种深刻的自负与自卑的矛盾结合体。”

“所以，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渴望自己的理论能被推广、被运行，以证明其价值。

但他们又本能地畏惧和抗拒那种缓慢、严苛的检验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试点’。

这就像一位自以为创作出旷世杰作的剧作家，他梦想着自己的作品能在万人瞩目的百老汇上演，却极度抗拒在只有寥寥数位评论家的小剧场里进行预演。

即便他的剧本，本质上只是在故纸堆中寻觅早已腐朽的旧糟粕，对真正的历史与大众缺乏最基本的认知，他依旧会坚信，自己的作品只配拥有最盛大的舞台。”

“另一方面，”

我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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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其中存在那么一两个对自己理论拥有绝对自信、无惧任何检验的天才，那他们更不会认为自己可能犯下‘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