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8日，陕西商县县城的街道上，40多岁的杜长年正死死扭着一个矮小男人的胳膊，身后几个亲戚也围了上来，拳头攥得咯咯响。

“我弟杜长英到底在哪？你不说清楚，今天别想走！”被扭住的男人叫龙治民，身高不足1米5，脸蜡黄蜡黄的，此刻却梗着脖子狡辩：“你弟欠我20块钱，我还没找你们要呢，凭啥问我？”

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一个高个子汉子突然挤进来，一把揪住龙治民的衣领，眼睛瞪得通红：“你还我弟弟姜三合！去年11月他跟你去挖猪圈，再也没回来！”

这一声喊，让围观的人瞬间安静下来——杜长英、姜三合，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失踪都和龙治民有关。

谁也没料到，这个看着猥琐又懦弱的农民，家里竟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骇人听闻的杀人大案。

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那时的商县（现商洛市商州区）还是陕西有名的贫困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山里的农民靠种地填不饱肚子，只能到县城找零活干。

这些民工多是短期受雇，有的干一天结一天钱，有的跟着雇主去家里干活，往往好几天不跟家人联系。

一开始，偶尔有人“失踪”，家里人还以为是找了长工没顾上回话，可到1985年5月，报案的失踪者已经累计37人，全是青壮年男性，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杜长英的失踪，本也可能淹没在这些报案里。他是刘湾乡叶庙村人，家里养着十几头猪，5月16日跟哥哥杜长年去县城买豆饼，兄弟俩在街口分开后，就没了踪影。

杜长年知道弟弟的脾气——就算帮人干活，也绝不会丢下猪不管好几天，他断定弟弟出事了，带着家人在县城找了十几天，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5月27日，杜长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在县造纸厂当出纳的表弟侯义亭，想让他帮忙打听消息。

侯义亭一听说“杜长英失踪”，脸色突然变了：“前天有个叫龙治民的来取钱，拿的是你哥的卖草条子，金额1块8毛5。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哥欠他钱，用条子抵债。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你哥家又不缺钱，哪会欠他的？”

杜长年心里咯噔一下——他听媳妇说过，龙治民是杨峪河乡王墹村人，44岁，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家里穷得叮当响，还娶了个瘫痪的媳妇。

杜长英平时根本瞧不上这种人，怎么可能跟他借钱？第二天一早，杜长年带着几个亲戚在县城堵住龙治民，没想到又遇上了找弟弟的姜银山。

姜银山的弟弟姜三合是上官坊乡的村副支书，去年11月从西安打工回来，在县城西关车站跟龙治民搭话，说要去龙家挖猪圈，一天5块钱，之后就没了消息。

姜银山找了半年，直到前些天遇到个目击者，才知道弟弟最后见的人是龙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