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三名侦查员北上嫩江农场。农场党委反映：1973年4月6日晚，这里发生过类似案件。

犯罪分子趁农场放电影时潜入女工宿舍，用三棱刮刀刺伤独居女工，抢走“梅花”牌手表后逃之夭夭。

两案对比，作案手法、目标、工具惊人相似。嫩江农场公安局立即召集七个分场的派出所所长部署排查，四名干部专职配合天津同行工作。

经过七天七夜连续作战，二十二岁的一分场职工郁国钧进入视线。

这个家住丁字沽东大楼61号楼的青年，背景令人侧目——其父原是天津某大厂工人，1960年因盗窃和调戏女工被“双开”。

郁国钧深得其父“真传”，在校期间就打架斗殴、调戏女同学，背着留校察看处分来到农场后，又因殴打保健站大夫被记过。

关键线索显示：郁国钧春节探亲后，本应2月23日返场，实际直到26日才销假。中间三天，无人知晓其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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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哈尔滨情缘

更可疑的是，郁国钧在4月3日至10日曾擅自前往哈尔滨。侦查员立即奔赴冰城，却一无所获。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一封从哈尔滨寄给郁国钧的信被截获。

寄信人是家住道里区平安街102号的女青年王某某。侦查员再赴哈尔滨，在道里分局协助下找到王某某家。

起初王某某闪烁其词，但她母亲作为街道代表，厉声要求女儿如实交代。

王某某终于吐露实情：“去年6月13日，我回七里泡农场时只买到半途票，查票时急得不行。郁国钧偷偷把车票塞给我，帮我蒙混过关。从此我们就好上了。”

她证实郁国钧确实两次到访：“春节后他回农场途中来过一次，四月初又来了一次。他说在火车上丢了60元钱，还带着台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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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罪证浮现

与此同时，农场群众反映郁国钧近期行为异常：下班后就躺在床上发愣，有次深夜突然惊叫：“不要怕，没关系，没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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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疑点都指向郁国钧：

1. 有流氓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2. 2月22日中午才离津，有充足作案时间；

3. 两次前往哈尔滨，可能异地销赃；

4. 经济状况反常——既丢钱又添置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