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向阳出生于当时尚属地区的河南省周口（现周口市）。

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物质匮乏。周向阳家境贫寒，这种环境滋生了他对金钱的强烈渴望——但这绝不能成为其日后残暴罪行的开脱理由。

他并未选择以勤学改变命运，反而染上了偷窃邻里的恶习。面对孩子的劣行，其父母仅以轻描淡写的几句斥责了事，内心或许还存着“孩子小，长大就懂事了”的侥幸。

这种涉及原则问题的纵容，无疑埋下了祸根。

既无学识，又无技能，成年后的周向阳谋生艰难。其父费尽周折，为他谋得一份临时工岗位，单位承诺：只要他踏实工作，两年内无重大过失即可转正。

这本是改变人生的良机。然而，周向阳恶习难改，竟将贼手伸向单位财物。

东窗事发后，其父苦苦哀求。单位碍于情面，仅将其开除，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自知在周口难以立足，周向阳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中，只身南下广州。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都市，他既无学历，又不愿吃苦出力，很快重操旧业，混迹于广州火车站，干起了偷抢拐骗、甚至倒卖枪支的勾当。

他从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购入枪支，转运内地高价倒卖，牟取惊人暴利——一次交易获利动辄过万，这在90年代的内地，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收入！

这种不劳而获的巨额非法收益，彻底腐蚀了周向阳残存的一丝良知，将其推向了更深的犯罪深渊。

然而，好景不长。1995年，他在河南省漯河火车站因贩卖枪支落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本是其悬崖勒马、洗心革面的最后机会。

遗憾的是，法律的惩戒并未成为他的警钟。缓刑期间，周向阳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犯罪道路上变本加厉。

很快，他在广州火车站结识了同样劣迹斑斑的吴宝玉和邓永良。三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