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绝非善类，有的是几进宫的劳改释放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反侦查和犯罪“经验”；有的是以盗窃为生的惯盗，手法娴熟；还有的是好逸恶劳的游手好闲之徒，渴望不劳而获的横财。

刘代华利用他们的贪婪和对社会的不满，将他们牢牢绑在自己的罪恶的战车上。

每次作案，该团伙经过明确分工， 刘代华自任“总指挥”，负责整个行动的策划、组织和现场指挥。

其他成员则根据“能力”和“胆量”，分别承担实施抢劫、暴力控制、外围警戒以及断后掩护等具体任务。

他们知道抢劫银行是刀口舔血的勾当，暴力对抗不可避免，刘代华认为没有火力强大的武器，根本难成气候。

于是，他亲自带着心腹成员（主要是刘建亚），通过地下非法渠道，费尽心机地搞到了一批足以发动小型战斗的武器弹药。

案发当日，他们携带三把军用制式手枪（均已上膛，随时可击发），备有42子弹，确保有足够的持续火力压制反抗和对抗追捕。

还配备一把塑料催泪手枪，意图在遭遇抵抗或人群时制造混乱，掩护逃跑。

并准备了三枚军用手榴弹，这是他们穷途末路时准备用于制造更大伤亡或负隅顽抗的终极凶器。

甚至连用于近距离制服和控制目标的电击棍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实际上在抢劫银行案之前，该团伙曾于1990年9月12日下午在重庆南岸南山公园煤窑湾，持枪抢劫了两辆客货两用车，并将其中一名司机勒死，将另一名司机的头部打成重伤。

在重庆警方对他们进行通缉时，他们无法在重庆立足，趁夜逃窜，流窜到荆门后，几个人像幽灵般在荆门城区转遍了大街小巷。

他们对银行网点、储蓄所的位置、人流量、安保情况、周边环境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对比分析。

经过反复权衡，他们最终将贪婪的目光锁定在月亮湖储蓄所。刘代华之所以选择这里，他认为紧邻207国道和复杂地形（东宝山），认为实在不行，就往山上逃。

尤其是储蓄所周边及通往郊野的道路、山岭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确定好对月亮湖储蓄所下手之前，在1990年9月25日上午，也就是行动前一天，刘代华亲自出马，进行最后一次关键性踩点侦察。

他伪装成普通客户或路人，进入月亮湖储蓄所内部窥视，近距离观察柜台布局、工作人员状态、安防设施（如报警按钮位置）、运钞时间以及内部空间结构。

然而，就在他暗自盘算时，适逢有行人进入，并且里面的工作人员有所警觉，为免打草惊蛇，他只得强作镇定，暂时罢手撤离。

在踩点中虽然储蓄所内部人员有所警觉，但未能动摇其决心。刘代华迅速带领团伙成员转移至马路对面相对隐蔽的月亮湖旅社。

他们在旅社房间内闭门不出，进行最后的密谋，他们根据多次观察后画了一张草图，反复推演行动步骤、进出路线、人员站位、突发状况应对方案，并再次明确分工和暗号。

刘代华团伙自认为计划天衣无缝，从人员、武器、目标到退路，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心”准备。这份“周密”确实让他们在抢劫实施的初期显得行动迅速，轻易得手，时候并快速逃离，躲往山里。

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两股力量：一是公安机关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和雷霆万钧的打击决心；二是荆门人民群众扞卫正义的磅礴力量和无畏勇气。

他们精心设计的“上山”退路，最终变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器，在英勇的军警民合力围剿下，成了其覆灭的见证，这张看似完美的“恶魔蓝图”，从绘就之初就注定要被正义的铁拳彻底粉碎。（此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