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的堺市，作为国际贸易港，成了汉方与和医交融的热土。药铺“救民堂”的掌柜田中宗仲，不仅售卖唐药，更擅长将汉方改良为“和剂”。他发现，日本人喜食鱼鲜海味，易生“痰湿”，单用泽泻利水，不如配伍本土的海带、昆布，“海草能软坚，泽泻能利水，一软一利，更合和人体质。”

有个贩茶的商人，常年往来于京都与博多，得了“消渴”，饮不解渴，尿如脂膏。田中宗仲想起《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却将其中的桂枝换成了日本产的“山椒”（花椒），说：“山椒性温而不烈，能助泽泻去旧水。”商人服了丸药，三个月后，口渴减轻，尿也清了许多，他逢人便说：“救民堂的‘肾气丸’，比唐药更对咱的症。”

此时的泽泻，已融入日本的民俗。梅雨季节，主妇们会用泽泻叶煮水，擦拭榻榻米，说能“去湿防蛀”；端午节包粽子时，会在糯米里掺些泽泻粉，说能“解鱼毒”。京都的只园祭上，甚至有小贩售卖“泽泻饼”——用泽泻粉混合米粉制成，绿色的饼上印着白色的泽泻叶图案，孩子们边吃边唱：“五月雨，湿津津，泽泻饼，健身体……”

医师们对泽泻的认知也在深化。《万安方》的作者梶原性全，在书中记载了一个独特的医案：“大阪某妇人，产后水肿，用泽泻配当归、日本芎?（川芎），半月而愈。”他解释道：“当归补血，芎?活血，泽泻利水，三药相合，如川流不息，既去水又生新血。”这种将汉药与和药配伍的思路，为后来八味地黄丸的定型埋下了伏笔。

堺市的“唐药店”里，还出现了专门的“泽泻柜”，柜上贴着不同产地的标签：“唐泽泻”（中国产）、“和泽泻”（日本产）、“琉球泽泻”（琉球群岛产）。药童们能准确说出差异：“唐泽泻力猛，和泽泻性缓，琉球泽泻则介乎其间。”这种精细化的区分，正是泽泻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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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 江户医脉 道三悟新

江户时代的京都，曲直濑道三的“启迪院”里，弟子们正围着恩师，听他讲解泽泻的“去旧水养新水”之道。庭院里的泽泻田，是道三亲手开辟的，他常说：“学医如种泽泻，既要知其性，更要顺其势。”

有位藩主，嗜食甜物，得了“富贵病”——头晕目眩，血压偏高，小便频数。道三为他诊脉后，说：“君之病，如池沼积秽，旧水不去，新水不生。”他开出的方子，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加重了泽泻的用量，说：“泽泻能荡涤旧水，如疏池通渠，渠通则新水自至。”

藩主服了药，果然觉得头脑清明了许多，血压也平稳了。他问道三：“为何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您却重用泽泻泻下？”道三指着庭院的泽泻：“你看这草，生在水中却不腐，正因它能不断更新水分。人体亦如是，旧水不去，则新水不生，泽泻的‘泻’，其实是为了‘生’。”这段对话，后来被弟子记入《启迪集》，成为日本汉方对泽泻认知的里程碑。

道三的弟子们，将他的理论发扬光大。有个叫浅井玄洲的弟子，在治疗“脚气冲心”（严重脚气病）时，发现用泽泻配地黄，效果远超单用泽泻。他在医案中写道：“地黄补阴如蓄水，泽泻利水如泄洪，一蓄一泄，水自澄清。”这种“补泻并举”的思路，让八味地黄丸的配伍日渐清晰——此时的方剂，已固定为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桂枝、附子八味，故称“八味地黄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