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她终于可以说：【我的麦，我回来了！】

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了这小半月，她已经完全收拾好了心情，更是因为代艳玲的案子，给了她信心。

和瞿律接触的过程中，她能够比读书更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保护弱势群体的律师，一个大多数时候是要从“家庭”中保护她们的“外人”，瞿律并不是她以为的那样时时处在愤怒和无力的情绪中。

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每一个委托人的选择，无论是她们的犹豫、怯懦，还是不安、逃避，甚至自我放弃，她都能真正的理解。

因为她是全然地同情她们，所以她不愿意轻易对她们说：我对你很失望。

即使她心里有失望，她也知道，那些“不正确”的决定，并非她们主动选择去做，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如果连她都责怪她们，那她们该多痛苦？

而她，不愿意让她们再多承受一份痛苦。

像代艳玲这样反复，甚至最后选择放弃离婚，或者在好不容易离婚后又回到家暴者身边的女性，不在少数。

虽然她也会对很多事情遗憾，但她并不会去怪这些已经饱受伤害、精神早已出现问题，却从未得到过“治愈”的女性。

她只会问自己：面对这样的的情况，我能做什么？我还能为她们，多做些什么？

瞿律的这种心态，像一束光，照进了江白鸽因为遭到误解而沮丧的内心。

如同温暖的火融化了坚冰。

因为瞿律的这个想法，放在江白鸽写作这件事上，也同样是行得通的。

既然她选择了“写女性”“为女性”这条“小众且非主流”的道路，就应该知道，能找到的共鸣者少，能得到的误会更多。

因为这件事不仅“小众”“非主流”，而且很新，因此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存在。

但换个角度想，这并非坏事。

因为她江白鸽，目前“心理年龄”即将四十岁，也不敢说自己真的搞懂了女性主义。

不止是四十岁，也许到了八十岁、一百岁，如果她能活到那个岁数而地球还没有毁灭的话，她也不觉得能说自己完全搞懂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