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傅斯年告诉王利器，“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王利器选择了李庄，直接跟随傅斯年作研究生。

王利器被破格录取，表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录取更多的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而非拘泥于形式。

其二是一视同仁，绝不偏袒北京大学学生。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其考试委员会组织，亦系内外参合，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

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被录取之后，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充满民主气息。最初，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研究生因读书之便，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因此，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史语所迁到李庄后，王玉哲仍留在昆明，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利用丰富的藏书，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就去昆明。”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

所谓“自由式发展”，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