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唐军虽然在西域大胜吐蕃，巩固了边疆，进一步控制了葱岭以西的各个小国，并新建“河中都护府”。

但是，人可以胜人，人却不能胜天。

唐军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却不可能赢得过天灾。

天宝十年春，关中、河南、河北普遍大旱，各地不得不四处截流引水灌溉。由此导致邻里州县为了争水而大打出手，当地豪强组织械斗的情况屡有发生。

更有不少自耕农因为“偷水”，被当地大户打死的恶性案件发生。一时间，“缺水”二字成为了敏感词，似乎满世界都在缺水。

然而，根据自然规律，水分蒸发后，不可能凭空消失。它要么转移了，要么暂时留在空中，在遭遇冷空气后，迟早还是得落到地面上来。

于是两个月后的盛夏，关中、河南、两淮等区域大雨倾盆，特别是河南，大雨导致黄河泛滥决堤，整个黄河水系都处于极高水位。各支流决堤屡见不鲜，官府疲于奔命却是十个里面难以处理好一個。

大唐长年累月的在河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蓄水能力大减，又不像现代那样大规模的兴建水库蓄水。

因此河南成为了受灾的重灾区，不少人的农田毁于洪水，流离失所。

然而河北地区，在旱灾之后虽然没有洪灾，但却爆发了蝗灾！蜂拥而至的蝗虫，将河北许多州县内良田里的禾苗啃成了光秃秃一片，所过之处几乎是寸草不生。

按理说，都这个节骨眼了，开仓放粮是正常操作。

然而，除了关中有限度的放粮赈灾外，其他地方的常平仓，都扣扣搜搜的，半天挤不出一粒米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官府都被各地的豪强大户们收买了么？

其实不然。

因为赈灾粮是免费的，关中发得起，其他地方玩不起！

早在贞观之后，常平仓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屯粮仓储，而是一种类似“经营”模式的“粮食商行”。换言之，如果没有特殊的命令，比如说军粮调度、库存转运等等，常平仓也是要自负盈亏的。

按照职能，粮价低的时候买入，免得“米贱伤农”；粮价高的时候高价卖出，免得百姓吃不起粮食。这便是常平仓存在的意义。

所以反过来说，丰年低价买入，灾年高价卖出，这是正常的“商业化”操作。本地大户与豪强，最多只是跟地方官府勾结互利，还没办法做到控制官府，影响决策的程度。

那么，各州官府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

答案就是，常平仓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选择把陈粮高价卖给大户，让本地大户负责处理灾情，一举“去库存”。

之所以不卖给自耕农，那是因为那些苦哈哈们，压根就买不了多少，或者说根本买不起。而且常平仓的官员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和人力去伺候“散户”，他们只能抓大头。

别问，问就是人手不够，也确实是不够。

前两年一直都是丰年，粮价又被有意识的压低，导致常平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囤积的陈粮卖不出价，因为粮价很低，又得不断买入新粮。

多余的陈粮，只好以更低的价格，卖给本地大户，以腾出位置。这也是所谓的“推陈出新”，不可能让粮食一直在粮库里堆积着。

因此常平仓账面上亏空了不少钱，管理各地常平仓的那些官员们，也都是着急上火，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

常平仓的设立，本意就是低买高卖，抑平粮价。如果粮食持续低价，那么常平仓的管理官员也会很为难。

这低价粮食，他们是收还是不收呢？收的话手里的钱已经见底，不收的话好像又完不成指标。要知道，粮食不比金银放不坏，越放越是没人要的！

这场天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大难临头，但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那当真是帮了他们的“大忙”，说是及时雨也不为过。

他们不趁此机会高价卖粮，一举填平账面亏空。难道还老老实实的，将已经贵如金银的粮食免费放出来砸自己饭碗？

想想也不可能，因为朝廷对于常平仓管理官员，也是有绩效考核的，绝不是让他们可以随意自由发挥。在你任内收入了多少粮食，赚了或者亏了多少钱，这些KPI就是升官或者贬职的依据。

这种考核，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啊，对于地方官员，朝廷怎么能没有考核标准呢？

不考核，那就是纯粹的“人治”，容易吏治败坏。考核，多多少少有点“法制”的意思，能说朝廷做错了么？能说处理这些事情的官员做错了么？

只能说，天下之大，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于是，各种说法不一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长安，送到了两位宰相的案头。

有人说朝廷要派出钦差赈灾；有人说本地受灾不严重，可以自行处理；还有人说当地有民变，希望朝廷授权由州县组织“团结兵”镇压民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