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信,建议成立一个突击工作委员会负责没收珍宝工作。这是第一个针对宗教的秘密委员会。虽然国家对没收工作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但是在试点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时，普遍遭到当地教徒和群众的顽强抵制,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小镇舒亚。
舒亚事件是苏俄在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中发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也是苏俄决心下大力气“整理”宗教的导火索，舒亚小镇变为“试点区”，开始向外推广。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部分教徒使用教会贵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公布。
从1922年3月开始,苏俄全国性的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开始。
现已解密的原苏联档案资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亚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实施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工作,并建立了没收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在没收三个小教堂的珍宝文物之后,于3月13日来到大教堂,按计划开始没收工作。但是在这里遭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和世俗群众的阻拦。3月15日,当没收工作委员会来到大教堂时,大教堂门前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试图阻止这次行动。没收委员会也是有备而来,随同委员会一同来的武装人员中有6名骑警和稍后开来的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及两辆架着机枪的汽车。双方发生冲突，连队向人群开枪，结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轻伤。傍晚,逮捕了在广场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师等。这天晚上,本县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31.2普特即为511千克）的银子交给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舒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珍宝文物。将近10普特（163千克）的金器交给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给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交给中央照济饥民委员会,专门登记造册。
最后，有人把舒亚事件定性为是“阶级敌人”挑动的暴力事件。于是，没收运动开始演变成政治运动，并且继而开展对教会人员的镇压和审判。
审判结果很快就出炉。舒亚事件被定性为“黑帮僧侣反苏维埃政权事件”,并很快实行了对“舒亚事件策划者”的审判。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团监督下，县执行委员会和教会代表开始没收大教堂贵重物品。3月23日结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而在舒亚县发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对事件的发生和过程进行了评论,并把该文件下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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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舒亚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告一段落。舒亚的教会其实并不是大头，真正的战斗是后面的大教会。
舒亚事件正是苏俄当局选择边远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整个计划中的试点。目的是看看没收工作的阻力有多大,用什么手段解决才适合等。同时也是给真正要下手没收的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各种阻碍势力以下马威,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目的。
俄罗斯学者最新发表的资料透露,苏俄当局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赈济饥民（只是顺便）,而且是为了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主要目的）。列宁在1922年3月19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指示,第一,“对于我们来说,有99%的完全成功的机会击溃敌人并保住我们在几十年所必要的阵地。当饥饿的地方在人吃人，路上躺着如果不是数千具也有数百具尸体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最猛烈最无情的毅力、不惜镇压任何反抗来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我们一定要抓住农民饥饿时机,他们才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收教会珍宝”。
第二,指出没收工作的真实目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最果断、最迅速的方式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这样我们就会保障数亿金卢布的基金(应记住一些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项基金,整个国家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尤其是扞卫在热那亚的立场,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除了绝望的饥饿时期,没有任何时机能够使我们看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这样情绪....”
随后而来的就是大审判，根据资料显示这次运动期间大约有2.5W人被合法处决，而私下处决和流放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这次运动的总结，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教会确实起着扞卫剥削制度和麻醉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必然是要反对宗教，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宪法和宗教法颁布后,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已得到确认,它可以合法存在。如果再以各种理由对教会现存财物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是不符合国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而且反对宗教不等于打砸抢，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宗教非但不能争的群众支持，反而会丧失民心。这也为苏俄在内战后来只得到了军事胜利而非全面胜利的结果埋下了祸根。
第二,关于教会现存的珍宝文物,其中一部分重要文物根据国家法令已被国有化,没收后存放在博物馆中;还有一部分虽然存放在教会中,但已登记造册成为国家财产。而存放在教会中的珍宝还是国宝，所有权属国家,教会只有使用权。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数千年或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文物珍品,都属于这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动用它。这场运动中导致的文化损失是巨大而难以估计的。（可以参考会昌法难，其中也有很多书籍被毁。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对于文化来说都是一次浩劫）
第三，在宗教理论上,俄共执政前,以马克思的“鸦片论”，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准则。而列宁对马克思的“鸦片论”则有进一步发展,列宁一方面反对宗教，批判宗教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马克思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扞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宗教不应该暴力推翻，而应当以思想变革为基础来缓慢改变：“宗教的社会作用历来具有两面性。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发动劳动群众(他们几乎都信仰宗教)投人‘打碎旧世界'的革命需要出发,强调了宗教在阶级社会中起的消极的社会作用,一是宗教从各方面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二是宗教对劳动群众所起的麻醉作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明确宗教问题在国家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的正确位置。列宁正确地指出:“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这绝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1922 ~ 1923年苏俄的反宗教斗争,就是把同宗教的斗争当成国家头等阶级斗争大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正确的宗教界永远都要实行以团结为主的政策。这是社会主义长期性决定的。国家可以限制某些宗教势力,可以进行世界观的宣传,但在政治上要学会团结宗教界人士和教徒,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打击对象，必然不是宗教而是邪教等等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破坏势力。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