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以“物”为线索。

戏剧最喜欢使用这种方法来推动“情节”并加强“冲突”。比如《红灯记》中的“密电码”，《智取威虎山》中的“联络图”，《丹心谱》中的“03 新药”以及《十五贯》中的“十五贯”铜钱等，这些“物”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和戏剧冲突的核心。它们成为了整个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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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记叙性的“文章”中，这种手段同样经常被运用。比如在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那条珍贵的“项链”成为了故事发展的核心线索；而在孙犁的小说《山地回忆》中，一双普通的“棉布”袜子却承载着主人公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曹靖华的散文《小米的回忆》则通过“小米”这个平凡而又亲切的物品，展现出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中，那辆古老的“纺车”见证了人们艰苦奋斗的岁月；还有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关键的急救药“二甲基丙醇”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希望；甚至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着名的数学问题——（1+2）“猜想”，也成为了贯穿全篇的重要线索。这些作品都巧妙地利用“物”作为组织情节和粘结内容的重要“线索”，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紧凑、生动且富有深度。

有些“物”含有深刻的寓意，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之物出现在文章里。比如，在高尔基的《海燕》中，那英勇无畏、搏击风浪的“海燕”；在茅盾的《白杨礼赞》中，那挺拔伟岸、坚韧不屈的“白杨”；还有杨朔的《荔枝蜜》中，那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蜜蜂”；以及贾平凹的《丑石》中，那外表丑陋却内蕴价值的“丑石”……无论这些“物”的寓意如何，它们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线索”。它们将整篇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读者能够跟随它们的足迹，深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感。

第三，以“中心事件”为线索。这种方法通常用于那些具有完整情节的作品中，通过一个核心事件来组织整篇文章的结构。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以二黑和小芹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中心线索展开叙述；郭超人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则是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被人们视为不可能攀登的北坡登顶珠峰这一壮举作为中心线索；《西游记》更是以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的历程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而《红楼梦》则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那令人惋惜的悲剧爱情为主线，展现了庞大的家族兴衰和复杂的人物关系网。这些中心线索将各个情节紧密相连，形成了一部部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经典之作。

第四是以“题眼”为线索。

这种手法也很常见。比如，李密的《陈情表》就是以外在的“孝”作为统贯全篇的线索，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则是以一个内在的“陋”字作为统贯全篇的线索（最后点出“何陋之有？”）。此外，郁达夫的《仙霞纪险》以“险”字为线索，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以“别情”为线索。这些作品都通过巧妙地运用“题眼”来组织情节和表达情感，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感受到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

可以作为文章“线索”的情况当然不止这四个方面，但这几个方面应该说是比较主要的一些。如果将这些线索比作道路，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们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地图上交织在一起的线条，引导着读者在故事中穿梭。

上面说的“线索”都还是一些“单线”，也就是单一的线索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然而，在某些复杂而精妙的文学作品中，会运用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即“复线”。这种结构就像是在地图上画出了多条相互关联的道路，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例如，鲁迅的小说《药》中，就存在着明、暗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华老栓为主角，讲述他购买“人血馒头”的经历；另一条则以夏瑜的英勇就义为背景，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这两条线索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样地，托尔斯泰的巨着《安卿·卡列尼娜》中，也有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以安娜与渥伦斯基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另一条则是以列文与吉提之间的婚姻生活为线索。这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各自展现出不同人物的命运和情感纠葛。

至于更多的“合股线”或“放射线”的运用，则多见于所谓“意识流”的作品。这类作品通常通过多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来展现故事，每个角色的思想和感受都成为了独立的线索，如同放射线般从中心向外发散。这种写作手法能够深入挖掘人类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感受到更加真实、细腻的情感体验。

无论是单一线索还是复线，甚至是多线叙事，它们都是作者用来构建故事框架、引导读者阅读的工具。每一种线索的选择和运用都会对作品产生深远的影响，决定了故事的节奏、氛围以及主题表达。因此，在欣赏一部作品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故事本身，还要留意其中的线索安排，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和创作技巧。同时，对于创作者来说，巧妙地运用线索也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可以让作品更具吸引力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