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下令由礼部侍郎赵秉温亲自护送灵柩回大都，后又移葬于他的故乡，追赠其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

后来，忽必烈的后人又加赠其为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并赐其最高的谥号“文正”，进其爵位为常山王。

有元一朝，以汉人之身位列三公者，唯刘秉忠一人而已。

而就在他去世的次月，作为伐宋大军最高统帅之一的史天泽便因病北还，并于1275年二月七日于真定病逝，享年74岁。

临死之前，他还修书一封，命侍从送往忽必烈处，上面写道：“臣年岁有终，死不足惜。只希望天兵渡江时，切勿肆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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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闻讯后悲痛不已，派近臣前往史府哀悼，并赐白金两千五百两，追赠其为太尉，谥号“忠武”。

随着他们二人的去世，自窝阔台时期开始归降蒙古的第一代汉人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以张弘范、汪良辰及吕氏军事集团为首的第二代汉人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宋元前线的战场。就在史天泽死后，左丞相伯颜成为了中路大军的最高领导人，为了分散宋军对于汉水防线的关注，他将中路军主力分为三路，令大将唆都率军一万（蒙古将领，曾任忽必烈宿卫）由枣阳进军司空山，汉将翟文彬率军一万由老鸦山取荆南府，伯颜本人则率领主力兵临郢州城下。

南宋驻守郢州的守将名叫张世杰，熟悉历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他与文天祥、陆秀夫并称为“宋末三杰”，而这三个人中，只有他是凭借着军功而位列“三杰”的。

早在襄樊失守之前，张世杰便知道郢州早晚都会成为抵抗元军入侵的第一线，于是便在郢州与汉江南岸的新郢之间，以铁索相连，将战船密布于江面之上，又在水中布置了许多暗桩，在险要之处布置了火炮和弓弩，用以防备元军渡江。

在他的坚守之下，元军的攻势连连受挫，被堵在江水北岸无法继续前进。眼见郢州难以攻下，伯颜决定不再执着于此，经过探查之后得知，郢州下游有一地名为黄家湾堡，堡西有一沟渠，可通往藤湖，趁下雨涨潮之时，便可由藤湖进入汉水。

于是他便留下一支偏师继续围困郢州，自己则亲率主力攻破黄家湾堡，而后将战船拖入藤湖，再从藤湖进入汉江，彻底绕过了张世杰布置的郢州防线，而后顺流直下，进攻汉江下游的沙洋与新城（均在今湖北钟祥南部）。

由于他们的到来十分突然，守卫沙洋城的宋军根本来不及准备，守将王虎臣、王大用被擒；而驻守新城的宋将边居谊是李庭芝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得知沙洋失守的消息后急忙动员全城军民守城，对于这样的硬骨头，伯颜则命令降将吕文焕亲率本部汉军发起进攻，经过血腥的鏖战，城池终于被攻破，边居谊与三千余名守军壮烈殉国。

张世杰见状，知道郢州已成孤城，再守下去已无意义，只能长叹一声，率领麾下军马突围，经饶州朝临安方向而去。

张世杰之所以绕道饶州，本意是想将饶州城的守军一同带往临安，补充京城的防守力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时驻守饶州的不是宋军，而是由致仕回家的江万载所组织的义军。

江万载，原南宋礼部尚书，曾协助贾似道在鄂州拦住了忽必烈所率的蒙古大军，但却不愿意贾似道同流合污，于是被贾似道所排挤，最终致仕归乡。

其所在的江氏家族世居饶州，乃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豪门大户，其兄江万里甚至还当过左丞相兼枢密使，但在襄樊二城失守后，他便同样辞官回家，并在府中开凿了一汪池塘，命名为“止水”，以此来表明以身报国之志。

由于深知宋元之间必有一战，江万载弟兄二人辞官之后便以族中子弟为骨干，积极招募义军，并散尽家财来充当军费，在当时的饶州知州唐震的支持下，义军很快成型，但却被贾似道、陈宜中等人下令解散，原因竟然是怕义军的存在激怒元庭，导致两国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