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巧立名目，以呈样、修仓等名目再额外勒索一笔钱，这就导致百姓们不堪重负。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姓们无论如何也缴纳不齐税收了，他们不得不卖儿卖女来凑钱，但即便是卖了儿女老婆之后依然交不起税，于是只能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卖给这些盘剥他们的士大夫们。

由此也引出了士大夫们无耻的第二条——兼并土地。

说到兼并土地，就不得不将我们的老朋友——贾似道先生再一次请出来。

因为天下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士大夫们兼并到了自己手里，百姓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卖身成为他们的佃户，这种佃户与真正的佃户其实还不太一样，他们实际相当于奴隶，所生的孩子，男子为家奴，女子为仆婢，而且他们和土地是互相捆绑的关系，可以随田买卖。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但奴隶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国家的“税源”越来越少，而国库的缺口却依然很大，那些还能勉强交得起税的百姓则将这些沦为奴隶之人要交的税也背负到了身上，从而承担更高的赋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中农变贫农，贫农变奴隶，奴隶就不用交税了，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都流进了士大夫们的钱袋子里。

贾似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想做出改变，于是在1263年，采用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所献之策，开始在浙西范围内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即以官员的品阶来规定他最多能拥有多少土地，用来限制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出资买为公田，而后将公田交给佃户们来耕种，然后向佃户们收取佃租，用这些收取上来的佃租当作军粮运往前线，用来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

为了鼓励私人买田，贾似道还下令各地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公田30年以上的，价钱减少20％；凡是买公田花费超过一千贯钱的，免物力税三年，一千贯以上免五年，五千贯以上免十年；如果承租已经荒芜的荒田，可以免三年的田租。

但在“公田法”的推行过程中，却受到了士大夫阶级的强烈抵制，因为公田法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碍于贾似道在朝中的势力无法与之抗衡，于是便在私底下暗箱操作。

首先，他们将被官府买走的公田进行了划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垄断公田售卖的价格，以低价买入那些肥沃的富田，而后将贫瘠的土地标注一个极高的价格，用来应对上面派下来视察的官员。

但贫瘠之田本就荒芜，价格又高，百姓们也不傻，自然不肯花高价去买，而物美价廉的富田又被士大夫们垄断，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对方，于是自公田法推行之初，就仅有30％的公田被售卖或者承租出去，70％的公田都被搁置起来，朝廷冒着得罪士大夫们的风险从他们手里收购的公田，只能收上来30％的税，甚至还不如推行公田法之前。

平心而论，“公田法”其实不是一个坏政策，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前提来施行的一种强制均田地的办法，但他却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适应当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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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南宋朝廷，士大夫阶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贾似道这一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却让他几乎得罪了大半个朝廷的官员，而且在基层官吏劣绅的贪污腐败之下，百姓们也没有得到实惠，甚至有些百姓还因与士大夫竞买良田而被忌恨，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这样一来，贾似道可谓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不过他也是活该，毕竟他非常缺德的规定，官府购买公田所用的花费，必须全部使用会子，这也使公田法的推行彻底变成了无本的买卖，不过在士大夫们的眼里，这基本就属于变相的明抢了。

也正因为如此，贾似道也算是将天下所有的士大夫阶级都得罪了，要知道，上一个敢将天下所有士大夫阶级都得罪的人，还是西汉的王莽，他的下场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更何况，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刑不上大夫”的王朝，终宋一朝，士大夫阶级的地位可谓是至高无上的，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还曾推行过“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可以说贾似道不仅得罪了这些根基深厚的士大夫们，还违背了开国皇帝的圣谕。

若是平时，哪怕士大夫们不想办法报复，那些整天就负责挑毛病的言官也该上书弹劾贾似道了，可如今士大夫们鸦雀无声，仿佛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言官们也对此事视而不见，而贾似道却潇洒依旧，甚至还有闲心去调戏尼姑，这就很不寻常了。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贾似道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推行公田法，是因为背后有皇帝替他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