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记载来算，即便王文统与李璮未曾私通，也可以治他一个知情不报之罪，所以为他叫屈，大可不必。

但此时又有一个难题摆在了忽必烈的面前，那就是此案牵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若是都依律处置，恐怕明天的朝堂之上，就不剩几个人了。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汉军世侯，其中那个被孙子带着逃跑的济南公张荣，他的亲儿子——邳州路行军万户张邦直甚至直接起兵支援过李璮，其他如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大名彰德路宣抚使游显等人也都曾与李璮互通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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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未经审判便以安人心为由将李璮处死的史天泽，都曾与其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此举亦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忽必烈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强迫自己展现出宽广的胸怀，发布了一道赦文：“所有知情胁从诖误者尽皆原免”。

不过忽必烈也不是吃亏的主，这次李璮的反叛正好也让他有了对这些汉军世侯们下手的借口。

他早就对这些盘踞在山东、河北地区的汉人豪强心生不满，因为他们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官职爵位世代相传，俨然一副国中之国的样子。

更何况，忽必烈即便再信任汉人，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民族，此次事件就是将他们手中权力收回的最佳机会。

在此想法之下，忽必烈因势利导，最终制定了七条措施：

一、废除诸侯世袭制度，实行调官法，彻底从根本上杜绝了地方军阀世守一方的局面。

二、地方实行军民分治，以益都为试点地区，自己的汉人亲信董文柄收拢了李璮的军队，撒吉思（回回人）负责治民，并将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三、削去各诸侯私家兼揽的权力，规定：“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

四、强令诸路世侯及官员子弟入京充质。

五、仍然掌握军权的汉人万户，强制他们互换或者调派，如董文柄代替史格（史天泽之子）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史格代替张弘范为亳州万户，张弘范则统帅史格原先率领的邓州旧军等等。

六、成立万户府监战，从忽必烈的蒙古宿卫军中选调人马用来监督汉军。

七、所有地方长官中，须任命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汉人担任总管，回回人充任同知，永为定制，让他们之间互相牵制。

经过这一番整顿，朝中的权力再次集中到了忽必烈的手中，世侯分立的态势被彻底改变。

就在忽必烈平定李璮之乱的同时，阿里不哥所率的大军也已经进入了察合台汗国的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