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郝经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出使，在无法从李璮的辖区通过后，他便转道宿州，经过了五个月的风餐露宿，终于在当年秋末进入南宋境内，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刚入宋境，便被南宋丞相贾似道密令淮东制置司，以李璮兴兵犯境为借口，将使团扣押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贾似道与李璮其实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能配合的如此天衣无缝，是因为贾似道心里有鬼，在得知郝经即将出使南宋的时候，贾似道就生怕对方的到来会让自己在鄂州的‘大捷’原形毕露，于是才匆忙将其扣押。

可郝经没想到的是，这一关，就是整整十六年。

1261年末，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前线对峙，难以分身他顾之际，李璮决定开始他的造反大计，他先是命人私下联络在朝中担任质子的儿子李彦简逃回了山东，而后将辖区内诸城中的蒙古戍军尽皆杀掉，随即遣使于南宋，献涟、海等三城，请求宋军发兵支援自己；面对着送上门的城池，南宋一方自然十分乐意，于是封他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但也仅限于给了这些空头支票，对于他要求派兵支援的提议完全忽略，只是命边境守军提高警惕，做好与蒙古军交战的准备。

虽然从南宋一方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但李璮本来也没对他们有太多的指望，只希望他们别从背后捅自己刀子就行。

1262年二月三日，李璮正式反叛，自海州乘战船返回益都，驻守在益都的宣抚副使王磐知道情况不妙，急忙逃往济南。

二月初八，李璮进入益都，立即便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兵发济南，同时传檄于山东、河北，号召诸汉人世侯军阀与他共同举兵，反抗蒙古的统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平常那些跟他称兄道弟，好到恨不得穿同一条裤子的汉人军侯们，在接到了他的檄文后，仿佛都成了哑巴与聋子，响应者竟寥寥无几。

李璮还是太嫩了，他天真的认为汉人军侯与他同为汉族，定然对蒙古人这些异族有着天然的阶级仇恨，但他却忽略了，在经历了辽金统治之后，北方汉地已不如南方一般，将宋朝视为唯一的正统，因此恢复宋室这种口号根本没有多少号召力；而且如史天泽、张柔、严忠范这些汉人世侯，投靠蒙古时间已久，早已与蒙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都满足于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依然能够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没有绝对的把握怎么可能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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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忽必烈与前几任可汗完全不同，他重视汉人，又能虚心纳谏，汉人再也不是没有出头之日，反而在朝中所占据的权柄越来越重，这些汉人军侯都认为忽必烈是他们在蒙古帝国中推行汉法的最佳人选，还指望着在他的手下获得更多的实惠，更不可能跟着他去造反了。

更何况，若是民族大义总能凌驾于利益之上，世上哪还有汉奸了？

不仅如此，李璮还发现了一件令他更绝望的事，百姓们在得知了他起兵的消息后，避之不及，竟四散逃走，“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一情况也说明，李璮反叛在当时，是很不得民心的。

想一想，也能理解，毕竟平民百姓所求，无外乎吃饱穿暖而已，单反能有一条活路，谁会自己往造反这种死路上走呢？

不过事已至此，李璮也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一条路走到黑了。

其实李璮能够反叛，最大的依仗还是来自于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在前线交战，根本抽不出手来对付他。

但李璮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宣布反叛的同一时间，阿里不哥竟然撤军了。不得不说，不论是阿里不哥还是李璮，他们都吃亏在了信息闭塞这一环节上。

阿里不哥此时撤军，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阿鲁忽的突然倒戈，导致本就缺少后勤补给的前线大军更加缺衣少粮，再僵持下去，肯定是无法与拥有着汉地的忽必烈继续抗衡的，而且蒙古人历来最恨叛徒，所以此时阿里不哥撤军，并没有直接返回草原，反而是浩浩荡荡地朝着察合台汗国杀去。

不过他这一走，可让忽必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急忙召姚枢入帐商量平叛之策。

姚枢经过仔细判断后，给忽必烈分析道，李璮此今，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趁忽必烈北伐之际，率精锐直入燕京，封闭居庸关，占据他的大本营，扰乱民心；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四面八方不断袭扰，使蒙古大军疲于奔命；下策则是出兵济南，等待山东诸侯增援，若是选择此计，则必败无疑。

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

姚枢断然答道：“出下策！”

事实证明，姚枢不愧为当世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对于战局的分析达到了惊人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