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两人距离，“大白天，影响不好。”

“晚上可以。”

“不行。”我低声，“龙灯节前，都不行。”停顿一瞬，我说，“在外面，注意影响。”

他笑了声，“现在晓得影响不好了，上午在办公室当众撒泼的人是谁。”

我没吭声，细细探查他的心。

他没有泄露任何情绪，一个还记得给少年时期死去的爱人送向阳花的男人，面对夕日爱人病危的父亲和恩师，他不可能没有情绪。

可他的心事藏的那么那么深，如玉俊朗的容颜风平浪静，像是往常那样随口侃我两句。

跟着他回到办公室。

我反复琢磨着蔡老先生那番话，这篇土地制度的文章要慎重发表。它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毕竟关乎大多数人的利益。

越是慎重，越是不晓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我捧着新写的文章，徘徊，“宁乾洲，你能帮忙看看我新写的文章吗。”

“你能给我什么。”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他说，“施微，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既想保全自己，又不想付出，还想无休止索取。

我定定看着他，“宁乾洲，你可以放我离开的，我什么都不问你要。”

“你大胆要。”宁乾洲像是没听见，“但你也要舍得给。”

他拿过我的文章看了眼，眉头便皱一把，拿起钢笔，亲自帮我充实内容。

似是觉得我写得太空了，他一条条具体细化。

“这类文章，光有思想是不够的。”宁乾洲语气寻常，“需要看到可行性。”

“我找到了大量理论支撑，可我缺乏实践基础，所以可行性这一块薄弱，显得纸上谈兵。”我认真跟他剖析我的问题所在，像是学生虔诚地想要老师因材施教的指导。

因为我想要进步，想要理论武装头脑，却又不脱离实际，能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