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唐末五代之乱，在我眼中，其实就是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咱们朝廷官员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为谁生产，复杂一点说，就是生产资源和生产利润如何分配的一个问题。”

“一个稳定繁荣的王朝，一定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匹配的，还是以唐王朝为例，初唐的繁荣，其实恰恰来自于南北朝的百年征战，摸索出来的生产关系平衡，因为关中地区最早实施府兵、均田等政策，所以最早从南北朝的四百年战乱之中恢复了过来并走向昌盛，所以隋唐政权，就是一个依托于关中府兵，向天下吸血供养，而关中府兵又给其他地区提供保护的一个制度，再加上府兵的强悍，使得唐王朝成为天可汗从四夷吸血，这才铸就了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盛世繁华。”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初唐之后，关东地区其实就已经慢慢得到了发展和恢复，中期时，河北地区不但恢复了发展，反而无论从经济，人口，军事等方面已经全部超过了关中地区，然而整个唐王朝的生产模式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调整，河北地区承担了整个唐王朝四成以上的赋税，却还同时承担着最重的兵役，已经衰落的关中仍然在孜孜不倦的吸食着已经强大起来的河北的血肉，这，便是所谓的开元盛世，同时，自然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从经济上来看，开元盛世未必是所谓的政治清明，也许，只是旧的生产关系在崩解之前的巨大惯性而已。”

小主，

说完，赵光美觉得自己有点口渴，转身就把赵匡胤和满朝文武扔下，去后台倒茶水喝去了。

而这些来听他课的满朝文武则一个个的全都是呆若木鸡，好半天也没人吱个声。

这个年代，几乎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在尝试去解构五代乱局的原因和探索结束乱世的方法，所有人都早已经受够了这没完没了的乱世，但分析来分析去，真正能言之有物的说出点东西来的人还真是少之又少，最后扯来扯去，还是只扯得出来礼乐崩坏这四个字。

赵光美说的这些东西很新颖，大家一时间确实也未必能理解得了，但却恍惚中有一种被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感觉，细一琢磨，好像还真的有道理。

至少比礼乐崩坏这四个字听起来言之有物得多。

好一会儿，赵光美端着茶杯就回来了，一边喝茶一边道：“从大乱到大治，往往也是一个新的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过程，唐末五代以来，每一代帝王，本质上都不过是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手腕去强压一代，也即是所谓的强人政治，王朝的根基架设在君主的个人素质上，所以当这个君主死亡或发生意外之后王朝也会随之土崩瓦解。因为生产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建立一个能与新生产力配套的生产关系。”

“从经济的角度去看，要想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王朝就必须要建设一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的本质，也即是为谁生产的这个问题。”

说到这，赵匡胤忍不住插嘴道：“所以说建立商行，就是你说的，重新制定生产关系？你又如何能够确定，通过商行的手段敛财就是正确的生产关系呢？”

“我确定不了，大哥，咱们是大宋的开国一代，所以咱们的这一代，本来就是可以去试错的，只要大方向是没错的，具体的事项大可以一点一点的试，直到试出正确的为止，而不管伱们承认不承认，目前这天下掌握真正生产力的，就是市民阶级，尤其是市民阶级中的牙兵阶级。”

“随着唐末五代乱世的进程，目前天下的格局就是如此，掌握生产资料、战争能力的，都是牙兵，以及依附于牙兵的几个大城市，而传统汉唐时期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豪强大地主则是相对已经没落，这，就是当下生产力的大方向。”

“而要想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匹配，其实就两条路，要么，是依托于现有生产力，去想尽办法调整出一个与这匹配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我现在搞的商行，当然，不是说新的生产关系就这么简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的走，商行只是第一步。”

“当然，也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强行改变生产力，通过调整如何生产来强行恢复为谁生产，也就是压制牙兵和新兴市民阶级，通过咱们这一代的威望，强行使社会回到汉唐时期的生产力，重新抬高乡间地主、豪强的政治经济地位，然后大量的套用汉唐时旧有的生产关系，一样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很显然，我选择的是前者，而大多数反对我的人拥护的是后者，所以我懒得跟你们辩论，因为咱们俩都是对的，做得成，都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若是做得不成，也都能使国家崩裂瓦解，所以我跟你们争论这个干吗？”

“你们说我与民争利，其实这就是个谁是民的问题，地主和乡间豪强是民，士兵和市民也是民，无非是屁股的问题罢了，商行之利，取之于民，用之于兵、将，因为兵将都住在城市里，所以利益必然也会溢出到驻扎军队的几个大城市，然后通过城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这怎么能说朝廷就不是在为国为民呢？而若是不许我建设商行，如果能抑制军伍，恢复豪强地主的实力并拉拢豪强地主，这自然也很好啊，所以，这就是个赵宋江山，到底要与士人地主共天下，还是该与牙兵、市民共天下的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