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数次问左右将领：“吾头尚在否”？众将俱回：“尚在”。

司马懿不敢再追赶。于是蜀军从容退去，进入斜谷后，才讣告发丧，

而此事后来也被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司马懿听闻蜀军在斜谷发丧后自嘲道：“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其后，司马懿视察蜀军遗留的营寨，感叹说：“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

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

诸葛亮遗言命令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势修建坟墓，

墓穴仅能容纳下棺材。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

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

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

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死前，

也吩咐了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

自己则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须要其他配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蜀汉各地多上书请立诸葛亮庙，蜀汉朝堂以此违背礼制不纳，

于是百姓在四时的节日于道路上私祭诸葛亮。

直至景耀六年（263年），在习隆、向充的建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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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景耀六年（263年），

司马昭派遣邓艾、钟会伐蜀。

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战中战死沙场。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

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

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青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

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

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

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非董允所能决定。

当时，“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

“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

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

蜀汉章武元年四月丙午日（221年5月15日），刘备在成都称帝。

而益州旧为刘璋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

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称霸西南的企图，

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

而蜀汉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导致官民混乱君臣无道，紊乱了“纲纪”。

他说“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三纲是指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叙，

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

才能改变蜀土人士，专权自态，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态势。

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不同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

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

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若乃上无刑罚，

下无礼义，虽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

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

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