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有三间卧室，一间书房，一个卫生间，沈安宁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身体也不大好，是七十年代时下乡当知青的时候落下的病根。

四十岁之后，她几乎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养老生活，节假日和星期天姑姑家两个表弟的孩子会轮番过来陪她。

说了很多次，她一个人在这挺好的。

不过孩子们总是不听，逢年过节都是一家子拖家带口的过来，客厅里晚上都要打好几个地铺才能睡得下。

院外的蝉鸣声太响，沈安宁有些燥得慌。起身，看着外面热热闹闹的人群，沈安宁转身进了门。

走到二楼的书房，书桌上摆着沈家人唯一的一张大合照，爷爷奶奶，大伯大伯母，堂哥堂嫂，爸爸妈妈，哥哥，她，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弟弟妹妹，还有姑姑姑父和两个表弟。

带着皱纹的双手小心地抚摸过照片上的人，当年的他们露着一张张笑脸，一个家族十六口人，在照相馆记录下幸福的一刻，现在也只剩下在干休所的姑姑姑父，两个表弟和她了。

这些年，沈安宁每每入梦就会想到当年的场景，在七十年代那场运动中，一整个沈家被形势逼的分崩离析，短短几年的时间，先是大哥大嫂在下放的农场生下的小侄女，再是受不了打击，身体本就虚弱的大伯母，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她，她带着思念熬到了现在，看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飞跃和奔腾。

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欢笑与记忆中那一声声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