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同治四年（1865年）翁心存的去世，其子翁同龢被任命为新任的帝师之一，延续了对载淳的教育指导。

三、内忧外患

同治年间，清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的动乱频发，如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叛乱以及各地的民族起义；另一方面，外部压力不断增大，西方列强的势力深入中国，加之周边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清政府的处境异常艰难。

同治四年（1865年），这一年对于清廷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二月份，四川酉阳爆发了针对教会的民愤，显示出民间对外国势力的不满情绪。同时，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进一步加深了外国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更严峻的是，中亚地区的浩罕国阿古柏利用新疆地区回民起义的机会，入侵新疆，威胁到了清廷在西北的统治。

在军事方面，捻军的活动对清政府构成了直接威胁。四月份，捻军在山东击败了由僧格林沁领导的清军，并导致僧格林沁在战斗中丧生。这场失利对清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五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标志着清廷开始尝试通过引入西方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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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派出使团访问欧美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团出访国外，显示了清政府试图与世界接轨的努力。然而，国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如八月份御史德泰因奏请修理园林而被撤职，反映出朝廷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清军在国内的战事有所进展，但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二月份刘松山在金积堡作战时阵亡，清廷随即任命其子刘锦棠接替其职务。这一年，清廷还与俄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显示出清廷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谨慎态度。

同治十年（1871年），清军在左宗棠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显着成果，如攻克金积堡，平息了甘陕回乱。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关注与日本的关系，派遣官员筹备与日本的通商事宜。然而，五月爆发的天津教案再次暴露了中外矛盾的尖锐性，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事态。

四、亲政时期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同治帝正式亲政的一年，这一年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慈禧太后终于在载淳十七岁时为其举行了大婚典礼，结束了对载淳亲政的拖延。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之间产生了分歧，最终载淳选择了慈安太后推荐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而慈禧太后推荐的富察氏则成为了慧妃。

亲政初期，载淳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在军事方面的胜利，滇军攻克大理，消灭了叛军首领杜文秀等人。对此，载淳给予了适当的奖惩，以此来表彰将士们的功绩。

亲政之时，两宫太后给予了载淳诸多教诲，要求他遵循家法，注重用人和行政，不可荒废学业。同时，他们也要求内外臣工尽忠职守，共同克服困难。载淳在正式亲政后，发布诏书表达了自己遵循慈训的决心，强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