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之洞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勤奋与机遇的交织。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旁的官舍内,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由于出生地位于孔明洞侧,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张之洞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勤奋,五岁时便开始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张之洞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老师包括了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丁诵先与韩超对其影响尤为深远。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而韩超则官至贵州巡抚,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为张之洞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与道德支撑。
在13岁之前,张之洞就已经完成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并且涉猎了广泛的史学、文字学、文学乃至经济学知识。此外,他还自学了诸如《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学着作,这为他日后在政务和学术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少年时期,张之洞就有夜读静思的习惯,经常在夜晚挑灯苦读,直至深夜,这种刻苦的精神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并且培养了处理政务时严谨的工作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满十四岁的张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参加县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进入了县学。此后不久,他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然而,从1850年到1863年的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并没有立即实现他的科举理想。这十年间,他因各种原因暂时搁置了科举之路。一方面,他协助父亲处理军务,应对贵州苗民起义;另一方面,他也经历了结婚生子、父亲去世守丧等家庭事务,这些都让他无法专心备考。尤其是在23岁时,由于族兄张之万担任同考官,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张之洞主动回避了当年的会试。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科举高光时刻。这一年,他参加了会试和殿试,并成功夺得了进士头衔,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随后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踏入仕途。随后几年,张之洞的官职逐渐提升,他担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等职位。特别是在担任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学风,创立了经心书院,积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而在四川学政任上,他与四川总督吴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邀请知名学者任教,并亲自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书籍,旨在指导学子们如何读书治学,修身齐家。
二、清流首领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着名的“清流派”首领。清流派是一个以反对腐败、倡导改革为己任的政治群体,他们主张强化中央权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关注外交关系中的国家尊严。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因其坚定立场和积极建言而声名鹊起,成为清流派的实际领导者。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担任文渊阁校理,开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枢机构的职业生涯。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补任国子监司业,并随后转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经局洗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颜崇厚前往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崇厚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不佳,最终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伊犁,但实际上使伊犁地区处于俄国的包围之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随即上奏《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详筹边计折》,分析了条约的十条不可接受之处,并呼吁必须修改条约,同时加强军事准备,暂缓签订,并要求追究崇厚的责任。这次上书引起了皇室的高度关注,张之洞因此获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见,并被特许随时前往总理衙门提供咨询。他与张佩伦、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奏折,提出了包括筹措军费、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张之洞的政治声望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他与其他三位官员——宝廷、张佩伦、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而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实际领袖。他们拥护军机大臣李鸿藻为精神领袖,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打击腐败的改革措施。
在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面对的是一个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的山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局势。首先,他勤于考核下属官员,清除那些贪污渎职的人员,同时表彰那些廉洁奉公的好官。其次,他严禁鸦片买卖,并推广禁烟运动,试图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此外,他还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确保财政透明,并改进了山西铁矿产品的运输方式,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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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击法军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形象。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越南扩张势力,并威胁到了中国的南部边境。张之洞作为当时清廷的重要官员,一直主张强硬对抗法国的侵略行为。
光绪十年(1884年),随着法国在越南的行动愈发猖獗,张之洞上疏朝廷,力主加强边疆防御,并建议紧急部署滇、桂两地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同年四月,清廷召见张之洞,并命他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并在七月初正式授任。张之洞抵达广州后,立即着手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作,并督促各地督抚加强警戒。
同年六月,法国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台湾的基隆港口,张之洞意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迅速上奏请求朝廷派遣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同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对越南的战略控制,才能有效地支援台湾的防御。清廷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并授予刘永福提督记名的职位。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多次击败法军。然而,由于广西和云南两地的部分军队在战斗中表现不佳,导致黑旗军孤立无援,最终在某些战役中失利。
随着战况的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攻占了中越边境的重要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张之洞果断请求调遣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以及总兵王孝祺等部队增援。70岁高龄的冯子材率领部队英勇奋战,最终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这场胜利不仅极大地提振了士气,也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垮台。
然而,正当士气高涨之际,清廷却决定寻求和平解决,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并撤退。这一决定让前线将士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张之洞多次电奏请求延长撤军期限,但未获批准,并受到了来自李鸿章的批评。
四、兴办洋务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尤其是在湖北地区,他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聘请了梁鼎芬和朱一新等学者主持教育事务。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而获罪,朱一新则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被降职,张之洞顶住压力继续支持他们,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