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宦海沉浮

刘泽清在明末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军事才能与个人品行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在崇祯年间，刘泽清因其军事才能受到朝廷重视，并逐渐在军队中崭露头角。

崇祯三年（1630年），正值后金对明朝边境不断侵扰之际，刘泽清在一次对抗后金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当时后金军意图占领铁厂以切断丰润城的粮食供应线，形势十分危急。驻守三屯的总兵杨肇基派遣刘泽清率军前往救援。在距离铁厂约十五里处，双方爆发激战，战斗持续至中午时分仍未分胜负。随后，刘泽清获得了援军的支持，两军合兵一处，继续向遵化推进，并在那里与后金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明军成功进入遵化城内。战后论功行赏，刘泽清因表现突出而被晋升两级，官至副总兵。

然而，刘泽清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崇祯五年（1632年），有人弹劾他克扣军粮，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军纪，引发了朝廷的不满。为了弥补过错，刘泽清被要求到重要的战略地点立功赎罪。次年（1633年），他再次获得朝廷的信任，被提拔为总兵，并在同年冬季试任左都督之职。在这期间，他还参与了 恢 复 登州的战役，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刘泽清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率领山东的部队负责保护漕运的安全。漕运对于明朝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帝国经济命脉之一，确保粮食和其他物资能够顺利地运往京城及各地。

随着后金威胁的加剧，崇祯九年（1636年），京师出现了戒严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刘泽清奉命带领部队前往京师进行防御。皇帝朱由检命令他驻守新城，以便控制南北交通的关键节点。不久之后，他又被调遣至通州留守，并因此获得了左都督和太子太师的加封，这是对他贡献的认可。

二、镇压义军

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导致大量灾民聚集起义。其中，曹州和濮州的起义尤为激烈。为了平定这场动荡，皇帝朱由检下令让刘泽清与总兵杨御藩联手镇压起义军。然而，在八月的时候，刘泽清被降职为右都督，并被指派镇守山东的海防。由于刘泽清认为自己在山东长大，长期镇守此地并不合适，因此请求辞去这一职务。朱由检则命令他立刻整编兵力，渡过黄河，联合其他部队迅速赶往山东支援剿匪行动。

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重新入阁担任要职。刘泽清深知周延儒是个贪婪无度的人，于是趁机投其所好，以求得自己的复出。他根据周延儒从家乡宜兴北上的行程，提前从临清赶到了扬州。每天，刘泽清都会派人向周延儒的幕府报告当地的治安情况，并且准备好豪华的船只，邀请周延儒经水路北上。周延儒对此感到有些为难，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刘泽清便安慰他说：“有我在，那些盗贼怎敢靠近相爷，妄想危害您呢？”于是周延儒同意乘坐船只前往京城。在船上，刘泽清身着戎装拜见周延儒，并表示：“山东的这些盗贼，您不用担心。如果朝廷派我前去招抚他们，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同时，刘泽清还送给周延儒二万两黄金作为路费。周延儒非常高兴，八月进京后，刘泽清果然被重新启用为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长时间围困开封。刘泽清接到命令前往救援开封。考虑到朱家寨距离开封城仅有八里之遥，他率领五千精兵渡过黄河，在河边扎营，并挖掘沟渠引黄河水环绕营地周围，计划沿着河岸建立八个兵营直到大堤，并修建一条两侧砌墙的通道，以便向城内输送粮食。然而，在城墙尚未完全建成之时，农民军突然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三天的僵持，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刘泽清命令部队撤退，但由于撤退过于仓促，明军士兵争相抢夺船只逃离，结果许多人在混乱中落水溺亡。这次撤退不仅损失惨重，而且严重影响了明军的士气。

三、怀私观望

刘泽清的性情懦弱且私心甚重，这在明末的历史记载中多有体现。他在战场上多次表现出了这种性格特点，比如虚报战功以获取赏赐，甚至谎称自己受伤，以骗取朝廷的医药费用。有一次，他声称自己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朝廷为此奖励了他四十两白银作为医药费。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在北方地区声势日益壮大，刘泽清被朝廷命令前往保定镇压起义军。然而，他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选择留在临清，每日放纵手下士兵在当地进行抢劫。这样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地方的混乱，并且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随着农民军势力的增强，一些官员开始寻求安全的地方避难。给事中韩如愈和马嘉植均试图前往南方。韩如愈曾公开弹劾过刘泽清，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当韩 如 愈 途 径 东昌时，刘泽清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暗中指使手下在路上杀害了韩如愈。由于刘泽清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无人敢将此事上报朝廷，使得这桩谋杀案得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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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刘泽清还率兵南下，所到之处，他的部队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地方的作用，反而变成了肆虐一方的力量。他们沿途焚烧村落，抢劫财物，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刘泽清本人的形象，也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明王朝更加失去民心。

刘泽清的这些行为反映了晚明时期一些将领的普遍现象——在国家危机时刻，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大局。刘泽清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削弱了明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过程。他的事迹成为了后世研究晚明历史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提醒人们在关键时刻应当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