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年）的春夏之交，围绕桂萼与张璁被明世宗朱厚熜重用以及“大礼议”的持续发酵，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不仅考验着新君与朝臣之间的关系，更触及了明朝礼法与皇权的深层矛盾。

自明世宗决定尊崇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后，以桂萼、张璁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汪俊、乔宇等人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逐渐白热化。四月初，给事中张嵩、曹怀、章侨、安磐等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罢免桂萼，并反对更改献帝的称号，此动议直指桂萼等人的政治立场，显示出朝中保守力量对改革派的强烈抵制。乔宇的上疏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明世宗的任命决定，认为这打破了常规，动摇人心，请求恢复汪俊等人的职务，停止对桂萼等人的征召，进一步加剧了朝堂的紧张气氛。

五月中旬，桂萼与张璁抵达北京，旋即提出七条改革意见，这些意见触及了朝中诸多敏感问题，引起了众多大臣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提议将他们二人逮捕处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桂萼一度避不出门，张璁则稍后才敢上朝露面，显示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紧接着，给事中张翀、郑本公以及众多官员连续上书，弹劾桂萼、张璁等人，指控他们破坏宗庙制度，挑拨皇室关系，诽谤正直官员，要求将他们外放以儆效尤。尽管如此，明世宗并未采纳这些弹劾建议，反而更加倚重桂萼与张璁，这无疑加大了双方的对立。

面对持续的攻击，桂萼与张璁在六月初再次 上 疏 为自己辩护，他们的态度坚决，力图澄清误解，表明改革立场。随后，两人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这一决定激起了以丰熙、杨维聪等人为代表的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与桂萼等人同列官职为耻，纷纷请求辞官，但未被批准。与此同时，李学曾、吉棠等御史指责桂萼、张璁曲解儒学，迎合时弊，而刑部尚书赵鉴甚至提议严惩二人，这些行为反映出朝臣间的深刻裂痕。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较量中，杨慎等三十六名官员的集体上书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明确表示与桂萼等人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请求明世宗将他们罢免，以免造成更大的政见不合。这一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堂的分裂，也迫使明世宗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对上书官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随着事态的发展，胡侍、王时柯等监察御史继续上疏，批判桂萼等人提出的改革意见背离经典，挑战传统礼法，呼吁明世宗能够纳忠言、远佞臣，恢复朝纲，平息风波。这一系列的弹劾与辩驳，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复杂与激烈，以及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上的深刻冲突。

四、排除异己

嘉靖三年至嘉靖五年间，随着大礼议的尘埃落定，桂萼与张璁作为明世宗的得力助手，其地位愈发稳固，同时也展开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权势的行动。

在大礼议胜利后，桂萼等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借着皇权的支撑，开始在朝中推进一系列人事调整。如桂萼推荐廖纪到吏部任职，这被视为强化改革派力量、控制朝政的关键举措。面对不断涌来的弹劾与批评，桂萼与张璁多次以请辞的方式回应，但每次明世宗均未批准，反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职位，如桂萼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这无疑增强了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桂萼与张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反对派进行打击。如杨言的上疏直指桂萼等人是“小人窃位”，桂萼则以反击的姿态上疏，要求罢免那些他认为对皇帝不忠之人，如何渊，以此巩固自身阵营的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在与费宏的斗争中，桂萼与张璁更是不遗余力，通过弹劾费宏，指责其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试图清除异己，确保自己在朝中的绝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等人不仅在政治斗争中积极主动，还善于利用各种场合迎合明世宗，如在讨论世庙修筑及太后礼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总能与皇上的意愿不谋而合，这不仅加深了皇帝的信任，也使得他们在排除异己时更有底气。即便是面对南京户部给事中林士元对桂萼的弹劾，明世宗也选择不予理会，显示了对桂萼一派的偏袒。

此外，桂萼与张璁还懂得适时提出宽恕被流放官员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专横跋扈的形象，同时也在朝中树立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权威。而他们对编纂《大礼全书》的参与，更是将自己塑造为大礼议的理论奠基者，进一步巩固了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五、颇受帝宠

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桂萼凭借其在“大礼议”中的显着立场和对明世宗的支持，逐渐赢得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与宠幸，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此期间，桂萼的仕途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高升，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获得了显着提升，还在文化、军事、法制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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