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的暴虐不仅仅体现在对官员的个人打击上，他更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监视网，派遣校尉到全国各地秘密侦查，任何微小的不满或异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禁止官员之间相互救援，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发声。同时，刘瑾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提拔亲信至边疆重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论功行赏时，他滥用职权，随意提升官校，甚至假借皇帝之名，赐予数百人锦衣官职，无视制度，妄自尊大。

此外，刘瑾还通过篡改文化成果来栽赃陷害。在《通鉴纂要》完成后，他无端指责翰林编修官工作不力，导致众人受罚。而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人，则给予越级提拔，即便是装潢工匠这样的底层人员也被破格授官，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混乱。

刘瑾还发明了一种残酷的惩罚方式——特制的重枷，以此来折磨那些稍有微词的官员，如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等，许多人被折磨至濒死才被解下枷锁，有的甚至直接死于枷锁之下。锦衣卫监狱因关押过多的囚犯而拥挤不堪，任何试图对囚犯表示同情的官员，如锦衣卫佥事牟斌，也遭到严厉的惩罚。刘瑾的残暴还体现在他对进谏者的无情打压，如府丞周玺、五官 监 候 杨源皆因直言进谏而被杖毙。

在处理朝政事务时，刘瑾更是狡猾地选择在武宗沉浸于玩乐时奏事，利用武宗的厌烦情绪，快速决策，使得许多决定未经深思熟虑便付诸实施。久而久之，武宗也对频繁的政务干预感到厌倦，一句“我用你干什么？别来打扰我！”无意间给予了刘瑾更大的独断空间，使其得以在没有皇帝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更加肆意妄为，独揽大权。

五、党同伐异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明朝的朝政经历了一场重大的风波。当时的权臣刘瑾，利用手中的权势，对朝廷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和排斥，这一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党同伐异”。

刘瑾首先拉出一份“奸党”黑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了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以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众多朝廷中的忠诚正直之士。这些官员在朝堂之上以忠言直谏着称，却因此成为了刘瑾的眼中钉。

为了展示他的权威，刘瑾在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召集了所有的群臣，让他们跪在金水桥南，然后亲自宣读了这份黑名单。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这些官员的极大羞辱和打压，也显示了刘瑾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除了打压异己，刘瑾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严格限制了文官的权力，下令不要动辄便给文臣诰封，对文官要严加约束。他还令六科官员寅时入朝工作，酉时退朝下班，使得这些官员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身心俱疲。

更为严重的是，刘瑾在处理朝政时，往往不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将批答章奏文书拿回自己家中，与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奸猾之徒张文冕一起商议决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辞句粗俗冗长，而且缺乏深思熟虑，对朝政的稳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此外，刘瑾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宁王朱宸濠的谋反提供了便利。他接受了朱宸濠的贿赂，为其恢复了护卫，使得朱宸濠得以实施造反阴谋。这一行为无疑是对朝廷的背叛，也加剧了明朝后期的动荡不安。

六、权擅天下

在刘瑾权势滔天的时期，他不仅操纵朝政，更将贪腐之风推向了极致。他利用皇帝的信赖，命令各地将库藏财物悉数运往京师，借此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官员晋升、朝觐述职，甚至是日常的政务往来，都需向刘瑾行贿，形成了一种名为“见面礼”的潜规则，金额之巨，令人咋舌。一些官员甚至不得不借贷以完成这笔昂贵的“交易”，京城富豪因此大发“京债”之财。刘瑾不仅亲自接受贿赂，还安插亲信到地方任职，作为其敛财的代理人。

刘瑾的专横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还肆意干涉司法，以权代法，随意定人生死。如御史匡翼因一件偶发事故被其构陷问罪；学士吴俨、御史杨南金等因不顺从或被诬陷，遭到撤职或 中 伤 ；对边防仓储进行所谓的审查，实则是借机打压异己，众多官员因此身陷囹圄，甚至命丧牢中。他还通过创立“罚米法”，对所有曾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迫使他们缴纳巨额罚款以补充边疆粮食，导致多人家破人亡。

正德三年（1508年）夏，一封匿名信件控诉刘瑾的种种恶行，触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刘瑾借皇帝之名，召集百官跪于奉天门下，企图以高压手段震慑反对者，导致多名低级官员无辜被捕，更有数人因酷暑折磨而死。这场闹剧最终因大学士李东阳的介入和匿名信来源的澄清而告一段落，但已造成人心惶惶，朝野震动。刘瑾在此期间还设立了臭名昭着的“内行厂”，其手段之残忍，连东厂、西厂也望尘莫及，京城内外一片恐慌，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