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宗李治统治初期,朝廷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庞大,对皇权构成了显着的制约。李治意图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以此为契机重振皇权,削弱元老重臣的力量。然而,这一举动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尤其是来自长孙无忌等人的坚决抵制。
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她编纂《内训》一书,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表态支持“废王立武”,此举得到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高度赞赏,并引发了其他朝臣如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的相继转向。李治见时机逐渐成熟,再次萌生废立之意。关键时刻,元老重臣李积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表态,使得原本不利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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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将其家人削爵免官、流放岭南。一周后,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将反对最激烈的宰相褚遂良贬谪出京。十一月初一日,举行了盛大的册封皇后仪式,标志着武则天成功登上皇后之位。
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觐见宗庙,高宗追封其父武士彟为司徒,并附祭于唐高祖的宗庙;同时加封武则天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武则天借此机会撰写《外戚诫》献给朝廷,以应对舆论压力和质疑。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和武则天决定移居洛阳,定洛阳为东都,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共同决策,将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削职免官,驱逐出京,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的目标。
五、二圣临朝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身体状况恶化,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于是将国家大事交由皇后武则天代为处置。这一时期标志着“二圣临朝”的开始,但这也逐渐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武则天协助治理国事的过程中,她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果断决策力,如龙朔元年(661年)正月请求禁止天下妇女扮演滑稽艺人,得到了李治的采纳;同年四月,武则天成功劝阻了李治亲征高句丽的打算。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增长,“专作威福”,对李治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了控制的地步,这使得李治深感不满。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黜武后,李治同意并着手准备诏书,然而此事被武则天及时得知,她亲自面见李治申诉,使得李治心生愧疚而收回成命,并将责任推给了上官仪。此后,每次理政时,武则天都会垂帘听政,大权几乎尽归中宫,包括官员任免、刑罚裁决等重大事务皆由其定夺。
武则天积极推动李治封禅泰山,于麟德二年(665年)陪同李治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封禅之行,不仅彰显了唐朝国力的强大,也体现了她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咸亨三年(672年),武则天还资助修建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宗教影响力和社会声望。
上元元年(674年),李治与武则天分别称天皇、天后,武则天上谏言十二事,均得到李治采纳并颁行全国。她在农业政策上表现出高度重视,鼓励垦荒增产,严惩苛政导致人口流失的行为,所编撰的《兆人本业》农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力推崇佛教,通过编纂一系列典籍以及设立北门学士,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并有效地分割了宰相的权力。
六、太后称制
在嗣圣元年(684年),唐中宗李显因打算任命岳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辅臣裴炎的反对,愤怒之下说出“朕即使把天下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这样的话。武则天以此为由废黜了李显,改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并继续临朝称制,全面掌控国家大权。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洛阳改名为神都,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更改旗帜颜色、官服样式以及职省名称等,还赐宫城名为太初宫,进一步强化其权威地位。
面对徐敬业等人以拥立庐陵王李显为名在扬州起兵反叛,武则天迅速派遣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率重兵前往平定,仅一个月就使得徐敬业败亡自杀,有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