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徐乃昌，你们可能听过，是清末民初的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的老师是大清两朝帝师翁同和，曾总办我们南大前身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建校工作，并任学堂总监，就是校长。他一生致力于收藏，不但收藏古器物，而且还大量收藏金石拓本、拓片、书籍和器物。在收藏界有个盛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还为此赋诗三首，其中就有：‘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等赞美诗句。

可惜的是：1936年，也就是西安事变那一年，我爷爷去世了。老人家一走，家里的财产就被分得精光，我爷爷一生收集的那些藏品，被变卖的变卖，送人的送人，还有一小部分，后来送给华东师大图书馆。

我爷爷去世那会儿，我还很小，不谙世事，一遇到小日本打炮轰炸，就跟着大人去跑反，后来又遇到了内战，终于等到49年解放了，我那时也长大了，可回首一看，家中已是白屋寒门、徒有四壁了。我父亲是61年走的，当时没有吃的，浑身浮肿，最后未能熬过三年大灾。他在临走前，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幅画来，哆哆嗦嗦交到我手上，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保藏，我打开画轴一看，是清朝光绪末年的画，还是个和尚画的，一点名气都没有，根本就不值钱，当时，我很是想不通，爷爷收藏了那么多的古籍古画，最后留给我的就是这么一张和尚画，我父亲还当作宝贝似的，顿时就气恼地往书橱里一扔。

我后来在亲戚的资助下，出了国，留了学，再后来，又回到了国内，到南大做了一名教授。解放那会儿，出国留学，还是比较容易的。也许受祖上的影响，我回国之后从事的教学研究，就是有关地理学方面的，重点是摩崖石刻。有一次，在家写论文，到书橱里翻资料，突然又看到了那幅画，于是就拿了出来，正准备打开，画轴的一端轴头突然脱落了下来，并从里面滑出了一卷纸，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拓片，再一细瞧，竟然是镇江焦山瘗鹤铭的拓片，应该是宋代之物，这下给我震惊了，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我父亲前半生，锦衣玉食，后半生，穷困潦倒，靠教书养活家人，临走前，突然拿出这幅画，还郑重其事地托付给我，原来里面竟然大有乾坤。可是…”

说到此，徐梦崖猛然咳嗽起来，也许情绪过于激动，气都几乎喘不上来，只见他用手捶着胸口，脑门上冒着一缕缕虚汗，范清婉见状，慌忙端过茶来，让他喝下，须臾之后，方缓过气来，说到：

“不要紧，老毛病了，是那个特殊时期给留下的”

“徐老师，您看…”，杨之江关切地问到，

“没事！我继续讲下去。我刚才说到，这画中竟然还藏着一张宋代的瘗鹤铭拓片，而且是极为罕见的邵亢本，这可把我兴奋的，几天几夜没睡好。可是，没等我高兴几天，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子，我到死都记得，就是这一天，伟人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第二天，全国就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抄家毁寺，焚烧古籍字画，砸烂文物古迹之运动。那时，我正好在学校老馆的库房里帮忙，整理有关地理方面的古籍档案，校内校外的红卫兵，天天闹哄哄去“破四旧”，没两天，我就发现势头有点不对，运动开始从街头走向了家庭，学校里部分老教授的家被抄了，因此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家，我爷爷，是个大名鼎鼎的古物收藏家，自然会被列为破四旧的对象。我思前想后，就连忙将家中那幅画藏到了学校老馆的书库里，心想那帮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抄学校的图书馆，但没想到，后来还真的出事了。”

“难道那些红卫兵后来还真的到学校来破四旧了？”，杨之江急切地问到，

“这些，我等下再讲。没过两天，那帮红卫兵果真冲到我家来翻箱倒柜了，最后在我家中硬生生没找到一件古董古物，于是气急败坏地就将我带到鼓楼公园去，当时那里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司令部，一帮红卫兵对我严刑拷打逼问，见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将我拉到街上去游行，脖子上还挂上一块‘牛鬼蛇神’大黑牌，最后被定为了“黑六类””分子，发配到苏北农场去改造。”

徐梦崖停顿了一下，用手指掰了掰，自言自语到：

“71年，林彪叛逃，隔了二年？不对，是74年？对，就是74年，这年的十一月，我被通知回校，可回到学校后，工作却没有着落，原来的地理系回不去了，学校最后将我安排去了老馆，做些打杂的工作。我恢复工作后不久才得知，当年破四旧运动时，南大的校领导和图书馆负责人也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老馆里的那些古籍古物，于是在我被发配到苏北农村劳动之后第二年，也就是67年的年底，学校在得知你们二史馆实行了军管，有军队接管保卫了，于是连夜与你们二史馆商量，然后就将老馆里那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和校史档案等资料，转移到你们二史馆保管存放。也正是这么一转移，我原来藏在老馆库房中的那幅画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