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杀人？”

范仲淹无语道：“你杀人杀上瘾了？”

别看赵骏这些年好像没带兵打仗，但实际上他手头的人命只比范仲淹多，不比他少。

首先是还没上台就扫黑除恶，开封府无忧洞、鬼樊楼等黑恶势力，那是扫清了不知道多少，在东城外砍的头没有一万估计也得有八千。

其次是他全国巡查，见到贪官污吏一个就处决一个，下手毫不手软，光在淮南赈灾款贪腐案中就杀了上百名涉案官员。

最后就是去年的军中贪腐案，数百家将门勋贵里，几乎被他搞死了一半。然后就是清洗军队，数千名中下级军官，以及上万名涉案士兵，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

可以说，赵骏从扫黑除恶，到打击贪腐，再到清理军队，弄死个三四万人，流放坐牢的十几万人估计都有，可以说比范仲淹在战场上杀敌还要多很多。

那为什么影响力没那么大呢？

因为赵骏做的这一切，都合理合法，处于正常的框架范围之内。

历朝历代都打击贪污腐败，赵匡胤还处决过几千名贪官，把他们的家人流放，弄死的人也有几万，也没看到后世有人拿这点说事。

所以除非像明初四大案那样有政治目的，非正常的案件才会受世人关注以外，普通的扫黑除恶，打击贪腐，那不是历朝历代常有英明君主干的事情吗？又何必大书特书呢？

因此总结来说，就是赵骏逮住的就是合法合规，再加上有赵祯和政制院为代表的主要部分的文官集团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编写史书的人也就没什么好指摘的地方。

如果赵骏别有用心地以政治目的搞牵连杀人的话，恐怕也会进入史料中被大书特书。

“我还没那么丧心病狂。”

赵骏摇摇头道：“但如果按照你给的限制，可不就只能杀人来解决吗？”

“为什么？说说看。”

范仲淹忙问道。

“我来问你，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买卖人口，完全废除奴隶制度，是不是大宋的法律？”

赵骏反问道。

“是。”

范仲淹点点头。

这一点毋庸置疑，唐朝承认奴隶制。

《唐律疏议》强调奴婢卑下，在法律地位上与畜产无异，良贱之间也被禁止通婚。

但到了宋朝，从宋仁宗景祐元年开始，就下诏彻底取消奴隶制。连称呼都变了，以前的奴隶被称为奴和婢，后来改为人力和女使。

当时规定取消良贱制度，商人、佃农、奴婢等传统意义上的贱民均为编户齐民，合同契约不再是卖身契约，而是雇佣契约，所有被雇佣者都是自由民，享受随时辞职的权力。

在唐代一个主人随意处罚一个奴婢，没有任何后果。无故打死一个奴婢，惩罚性地劳动一年，而且还可以交钱了事。如果事出有因，甚至连惩罚都没有。

这就造成了由于犯罪成本实在过低，从而引发大量主杀奴的私刑案件。

而到了宋代，宋初是杀无罪奴婢流放三千里。

宋真宗时期进一步大幅加重，改为即使私自杀害有罪人力、女使，严重者也会被官衙判处死刑。

到南宋时期，擅杀人力、女使，无论对方有罪与否，杀人者都是死罪一条。

当然。

官员权贵除外。

陈执中杀死婢女，只是被罢相。

宋英宗时，官员刘注用刀划伤了仆人的脸，只是被罢官。

但权贵只是享受不死刑，一旦被发现，往往也会被罢官，由此可见宋朝基本上短暂地消除了奴隶制度。

一直到元朝又恢复了这玩意儿，最后到我国建国之后，收复西藏，废除农奴制，才算是把困扰了中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顽疾给驱除掉。

只是不可否认的是，宋朝在法律意义上是有规定的，只是底层百姓其实不懂法，加上又被地主拿着契约合同限制着，生存环境依旧跟唐朝之前的奴隶没什么区别。

赵骏说道：“既然我不能颁布新的法律来处理土地兼并的问题，那我严格遵守以前的法律总没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个遵守法？”

范仲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