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物哀”，叶渭渠先生认为“物哀”的思想结构是重层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知堂先生的散文在对以上三个层面“物”的感动书写之下，更有“哀”之情的抒发。他或悲哀，怜悯，愤懑或愉快，亲爱，同情。将“物哀”之情挖掘入至情至理之处。
物哀论
日本的诗歌多是短歌，日本的音乐旋律单调，日本的舞蹈动作缓慢，日本的绘画很少追求浓艳的色彩……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物哀”情结造成的，你相信吗？
什么是物哀？“物”指自然万物，“哀”即悲哀，睹物伤情、物我同悲是物哀的最直观的理解。中国古诗词中有一些诗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边落木萧萧下”、“昨夜星辰昨夜风”、“平林漠漠烟如织”……都表达了因自然景物而诱发的一种哀伤情绪，与日本的“物哀”十分类似。然而这样理解并不全面。
物哀的含义比悲哀广。叶渭渠指出：“‘物哀’除了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外，还包括哀怜、同情、感动、壮美的意思。”“在美的形态上‘哀’已经不是悲哀的同义语，因而本居宣长（十七世纪日本学者）将这种‘哀’的感动称作‘物哀’。”“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杨薇指出：“所谓的‘物哀美’即指喜怒哀乐的种种感动和体验，其所展现的是一种哀婉凄清的美感世界。”林林说：“物哀包括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和对世相的感动三个层次的结构。”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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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哀比悲哀恬淡。恬淡到什么地步？恬淡到“静寂”、“闲寂”甚至“空寂”的地步。川端康成写《伊豆的舞女》，其中“大学生‘我’与舞女两人邂逅之后，自始至终谁也没有向对方倾吐一句爱慕的话，而彼此对对方的感情又都处于似觉察又非觉察之间。作者有意识地将似爱情而又非爱情的情感色调淡化、‘物哀’化。”叶渭渠说：“物哀作为日本美的先驱，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哀’中所蕴含的静寂美的特殊性格，成为‘空寂’的美的底流。”物哀的表现形式若十分强烈，那它就是“悲哀”而不是“物哀”了。
物哀是一种审美意识。川端康成多次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与美是相通的。”他写《伊豆的舞女》时，把主人公“两人的悲从属于美，又使美制约着悲，淡淡的悲与真实的美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悲哀美的抒情世界”。叶渭渠指出：“‘物哀’、‘空寂’和‘闲寂’这三种精神相通的特殊形态的艺术美，大大地拓展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美意识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深度。……日本人对这些特殊美的感受和趣味是相当普遍的，不局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及于生活的各个层面。”“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更爱残月、更爱初绽的蓓蕾和散落的花瓣儿，因为他们认为残月、花蕾、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会增加美感。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物哀是一种生死观。其主体追求“瞬间美”，不惜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寂”。川端康成既认为“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也“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认为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叶渭渠更指出：“日本人的美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瞬间美’的理念，即赞美‘美之短暂’。”古代日本人“更以樱花自比，将那‘瞬间美’的观念转变为视自杀为人生之极点的行为。他们的殉死，其意义也在于追求瞬间的生命的闪光，企图在死灭中求得永恒的静寂”。因此，追求生命的一瞬闪光，是物哀的重要特质。
“物哀的感情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精神性的感情”，一定程度上是个体体验，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物哀美’是一种感觉式的美，它不是凭理智、理性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来感受，即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的美。”当用“言传”时，物哀不等同于悲哀。而当以“意会”时，它又确实表达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有时甚至是极深极痛的哀情。
理念体现
日本女诗人加贺千代年轻时，儿子在河边捉蜻蜓落水身亡。这事给加贺很大的打击。丈夫死后，加贺出家为尼。许多年过去了，一天加贺看见孩子们在野外跑着捉蜻蜓，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顿时无限悲伤涌上心头，于是写了一首着名的俳句：
我的爱子啊，今天你又跑到哪里去捉蜻蜓了？
苏联作家巴乌托夫斯基僻居某小县城写作时，房东女儿安菲莎爱上“活不长”的患病少年柯里亚，遭到整个家族的反对。巴乌托夫斯基多次看到安菲莎痛苦的目光，猜想她的生活中有什么秘密。安菲莎后来投河自杀。巴乌托夫斯基陪其家人用了一夜的时间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躺在堤坝旁?“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苍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显得说不出的美丽。”巴乌托夫斯基后来就此事写了一段着名的文字：
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蒲松龄写过一篇凄美的鬼故事《吕无病》。书生孙麒年轻时丧妻，居山中别业，遇一年轻女子。她自称“吕姓，小字无病，慕公子世家名士，愿为康成文婢”。于是，孙麒纳其为妾。孙后又娶妻王氏，王氏对吕无病专横跋扈，与孙终日打闹。孙无法忍受，托到京城处理要务时远走他乡。王氏接下来对前妻的孩子（不是吕无病生）百般虐待，无病事王氏“鞠躬屏气”，只能暗地里照顾孩子。孩子频频受王氏打骂，得了惊吓病，尽管吕百般照护，身体仍日见衰弱。一天孩子抱着吕哭，听到王氏声音，突然气绝。吕大哭，妇怒曰：“贱婢丑态，岂以儿死胁我耶！”无病忍住抽泣，请求埋葬孩子。妇不许，“立命弃之”。无病与乳母偷偷埋葬孩子时，发现小孩胸口还有热气，经过按摩，小孩略微复苏。吕对乳母说，你赶快把他抱往杨家岭，我随后就来。遂回家偷了金银首饰，赶到杨家岭。无病用首饰在当地租房安置乳母与孩子，并请医生为孩子治疗，小孩终于被救活。做完这一切后，无病对乳母说：“媪好视儿，我往寻其父也。”乳母“方惊其言谬妄，而女已杳矣”。其时孙在京城刚刚睡下，“女悄然入，孙惊起曰：‘方才眠已入梦耶！’女握手哽咽，顿足不能出声。久之久之，方失声而言曰：‘妾历千辛万苦，与儿逃于杨——’句未终，纵声大哭，倒地而灭。”孙悲痛欲绝，赶紧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吕无病后来在书中再没有出现。孙悟到无病是鬼，“感其义”，用吕无病以前的衣服做了个衣冠墓。墓碑上刻：“鬼妻吕无病之墓”……
小主，
伤悲、茫然、疑惑叠加在一起，原来恬淡的细节都显示出更深的悲哀，物哀不期而至。但明伦（聊斋评注者）评“女握手哽咽”至“倒地而灭”的那一段时说：“每读至此，为之泣数行下。”这“泣数行下”，也可说是物哀的本质。
近年来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愈来愈为世界所了解。纳西族从前以亚洲及世界最高的情死率被名之为“悲剧的人民”。丽江的确称得上世界殉情之都，家家都可以数出殉情死去的一两个家庭成员。百多年来，因爱情不幸，一对对青年（也有中年）男女到玉龙雪山殉死，人数之多，可说是成千上万，这真是世界史上悲惋沉重的一页……
可是纳西人的性格还有忘情的一面。
忽必烈占领云南那些年，纳西族从蒙古人那里学会了驯服老鹰的本领，从此迷上了放鹰。纳西人的架鹰出猎带着一种忽视生命的倾向：“鹰在天上搜寻，俯冲捕捉野兽，一冲数里开外，人在地上拔腿追赶。如此一路往前，离家乡越来越远，竟然就不回来了。”有的人追鹰追得忘记了一切，前面是悬崖峭壁也飞奔过去。“更有人随鹰儿远走，十年过后，才想起：‘喔，要回家了！’”
物哀熏陶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异化。“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中，以纯白为底色，恐怕日本国旗是绝无仅有的。”日本人爱白色，是因为白色像雪，而雪代表纯洁，且“雪容易消融，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与日本人的感伤性格非常契合”。日本的戏剧歌舞伎在“表现悲哀场面时，与中国、欧洲的戏剧惯用悲痛欲绝的夸张动作来表现其悲哀之深沉与巨大迥然相异，多采用静寂地忍受着悲伤的动作，让观众从更深层面去感受这个场面所表现的悲哀的心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雄壮的，然而“日本国歌带有哀调，连摇篮曲也很悲怜，闻之伤怀。这种‘物哀’的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物哀意识诞生于日本，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经常为雾霭所笼罩，自然风光留给人们的是朦朦胧胧、变幻莫测的印象。
世界上最能领会日本艺术美的民族，大概非汉民族莫属。茅盾说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了许多优秀作家，此与这些作家曾经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许多中国作家热爱日本文化是发自内心的。叶渭渠说：“日本绘画很少追求繁复的结构和浓艳的色彩，多是结构简雅，追求中间色，注重线条的单纯性和色彩的淡泊性，以幽婉清丽的情趣为主，富于恬淡的韵味。日本音乐的旋律单调，却蕴含着无穷的妙味，让人心中回荡着余韵。日本舞蹈的动作柔和缓慢，却在其中显露出一种内在的张力。……日本的和歌、俳句形式越来越短小，却可以准确捕捉到眼前的景色以及瞬间的现象，由此联想到绚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更具无穷的趣味和深邃的意境。”郁达夫曾就日本文艺美的特征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文艺“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义”。它“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其所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地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味”。戴季陶说：“日本的‘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雕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他们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戴并且指出：“日本人审美的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周作人说：“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装饰、一花一木，或食用食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这是极普通易见的事。”永井荷风：“……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再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鲁迅虽然对于日本文学的涉猎不及周作人广泛，但对于日本语言与文字之美，其感情不亚于其弟。他在译《桃色的云》的序言中说：“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着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