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上次大战刚结束时那个冷酷无情，甚至以杀人技巧为傲的薇尔莉特，那么她会毫不犹豫地像拧断鸡脖子一样，拧断那些伤害了自己朋友的家伙的颈椎。再晚一些，她可能会学习德内尔，如同必败的唐吉坷德一般用法律的武器向“利维坦”宣战。

但就算她的成长比一般人慢得多、痛苦得多，她也早就不再天真了。这两种办法，前一个不光会搭上自己，还会坑害更多无辜的市民。后一个呢？巴黎的司法系统已经瘫痪，占领军又无执法部门，薇尔莉特去哪里上诉？就算上诉法院运转如常，他们敢审判德国人？

思来想去，什么都不做仿佛才是最理智的，但薇尔莉特并不甘心如此。与德内尔结识已有二十年，她又何尝不敬佩此人的道德并决议努力效仿呢？

更何况，那是二十个惨遭屠戮的无辜者是多少人的父母儿女、兄弟姊妹？薇尔莉特简直不敢想……

只是，她并没有想出任何办法，即使她曾是法兰西最卓越的手记人偶，即使她曾作为法德和解的象征出席《洛迦诺公约》的签署仪式……她过去是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女性，但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她没有丝毫对抗占领军的实力。

所以如果薇尔莉特不想和德国人撕破脸，导致占领当局受了刺激，更粗暴地打压法国人，她就只能以德国人的身份为占领当局“建言献策”。

她写了一封长信，当晚便提交给了德国的巴黎卫戍司令部，信中称，她认为德军应以尽量怀柔的方式对待占领区的人民，如此才是消解法国抵抗的最好办法。她甚至不能说那些杀人犯是在犯罪，只能说他们做的“不好”！

薇尔莉特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恶心。

但到1月23日清晨，薇尔莉特就意识到自己成了跳梁小丑，她的上书完全就是一个笑话——因为德国人不但不把屠杀了20个平民作为丑事遮掩，甚至还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她的挎包里就放着德国人审查过的报纸，那上面毫不避讳地宣扬了德军对法国平民的屠戮，而且是在各报纸的头版头条！

她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份报纸将在巴黎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这样的震荡已经在邮局里发生了。

负责给邮递员点卯的维希警察还未发声维持秩序，贝内迪克特便将一份报纸拍在了他的面前：“自己看报纸吧，警官，我昨天可不是造谣。”

这下轮到警察目瞪口呆，惶然失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