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雱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著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