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史学家范仲淹当时正是垂髫之年，他在著述中回忆当时的胜景称‘天佑年间、政通人和；国库充盈、百姓富足；路无冻死、家有余财；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并不无感情的称之为‘天佑之治’。

范文正公的‘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十分贴切的说明了当时的工商业繁荣。随着老百姓能普遍吃饱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财，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的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气派些，于是交通天下之货、满足人们需求的工商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励工商，不仅从法律上明确‘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规定，而且兴修道路、拓宽运河，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还取消了原本林立的税卡，严禁歧视商人、不准向商人重复征税……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对禁而不止的私设税卡施以严惩，两个月时间一千多颗人头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极为有力的震慑了朝野上下，使盘剥、难为商人的行为大大收敛，给了大秦商贾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

一时间，有志于工商的百姓激增，仅天佑六年一年，向华夏票号申请低息贷款的人数，便达到三万余人，数额更是达近千万两之巨。

兴盛的商业带来同样可观的税收。天佑新政对工商业采取‘十一税’，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时，所收工商税款的总数是七百万两；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万两，到天佑四年更达到了一千八百万两，天佑五年终于突破两千万大关，天佑六年更是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昭武年间的税收总额。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

再加上从天佑五年开始，全国六大复兴衙门终于开始分红，其中最早成立的南方复兴衙门，更是于天佑二年便开始向各股东献金。作为在六大衙门皆享有四成份额的大秦朝廷，仅此一项收入便达到一千万两。

田税、丁税、工商税、分红，这四项构成了秦国朝廷的主要收入，总额数达到了恐怖的九千万两，是齐楚两国总和的两倍！

更可怕的是，秦国税赋水平相当低，亦是说有更海量的财富藏在民间，只要有需要，便能爆发出持久强劲的实力来！

仅就实力而言，秦国终于凌驾于齐楚两国之上，实现了二百年来第一次的不平等！

但秦雷深知，钱放在库房里便是废铜烂铁，只有在百姓手里才是财富、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朝廷花钱的能力一样可怕，每年仅投入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便达到两千万两之巨，完全的不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