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低声咳嗽了一下：“侯亮平同志的想法，有道理。但梳理涉企历史积案，涉及面广，敏感度高，需要谨慎对待。

这样吧，你可以在材料组内部先拟定一个初步的工作框架和建议，提交到办公室，我们再开会研究。”

侯亮平明白，他的一腔赤诚又被一种无比圆滑的官僚回应给接住了。初步框架提交上去之后，是研究，至于研究多久，有没有结果，谁也不知道。

散会后，侯亮平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看着空荡荡的座椅和桌面上残留的杯子，久久没有动。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笼子很大，有吃有喝，有同伴有阳光，可他想飞的时候，却总是找不到出口。

更可笑的是，这座笼子的门并没有上锁，但他每一次试图飞出去，都会被某种无形的气流推回来。

下午下班前，林秘书打来电话，说刘省长看了他的专题分析，认为写得不错，有一些观点可以参考，让他在专项行动办公室继续安心工作，后续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材料需要他主笔。

侯亮平接完电话，没有欣喜，刘杨的认可并没有让他感到被重视，反而像一张温柔的封条，轻轻贴在他嘴边。

他那些关于错案纠防的呐喊，就这样被吸纳进一个更大更高、不痛不痒的参考框架里，变成一条可有可无的意见，淹没在无数公文的海洋中。

他想起赵老根临走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想起老人说的那句“求您帮我看看”，想起自己回答“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时的那种无力感。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捆绑住的人，明明看到了底下有人在呼救，却被按在原地，连弯腰去拉一把都做不到。

夜色渐浓，711办公室恢复了安静。侯亮平坐在桌前，翻开自己带来的一本旧笔记本，扉页上还写着他进入最高检时，老处长送给他的一句话：“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