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波斯人的慢待，大明使团在巴士拉受到极大礼遇。

刘时敏抵达巴士拉时，巴格达总督哈菲兹·艾哈迈德帕夏早已等待多时了。

这是一位穿着华贵打扮精致的老者，油亮斑白，两边翘起，风吹不动的两撇胡须令刘时敏印象深刻。

奢华的宴会，优美的舞蹈令人迷醉，唯一有所缺憾的，哈菲兹似乎是一名坚定的信仰者，恪守教规，滴酒不沾。但他并没有将教规强加于人，而是用美味的法兰西葡萄酒来款待远方来客。

于后的几日里，两人如同多年未见之密友，常常畅谈至深夜。

在哈菲兹亲自陪同下，使团参观了祖拜尔大清真寺，旋转礼拜塔，观摩了盛大朝拜仪式。

这座景教庙宇有七座宣礼塔，寺中珍藏大量典籍，其悠久历史令人印象深刻，千人诵经如同一人发声更令人叹为观止。

几名翻译忙不停，书记官运笔如飞，短短几日便积累出数本笔记。

哈菲兹以及众多学者对大明风物同样好奇心爆棚，无所不问。

一个自喻为世界之主，一个自谓天朝上国，不曾想两方交流氛围出奇的顺畅。

自然，商业谈判是其中的重头戏。

说来，奥斯曼人对与大明建立正式商业往来的意愿比之大明使团还要迫切，前所未有的积极。

关起门来开会讨论，大概有几点可以解释。

第一，奥斯曼作为亚欧大陆十字路口，其商业版图因为西欧人的加入同阻挠而衰败了，对威尼斯出口断崖式减少，甚至由顺差转为逆差。

第二，奥斯曼近几年虽然东西战线不利，但仍旧是一方霸主，横跨三洲之大帝国，人口众多，需求旺盛。香料、丝绸、棉布、瓷器......无一不需要大量进口。

天竺诸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便死对头萨法维都向其大量出口丝绸。

丝绸当中，一部分为萨法维自产一部分为转口贸易。而转口贸易之中，竟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陆上丝绸之路。

由大明开始，经叶尔羌、布哈拉、萨法维，至康斯坦丁尼耶。翻山越岭，两万多里陆地运输。可见，这里头的利润有多么离谱。

第三，两方有着共同的敌人，葡萄利亚。

至于瀛州在马六甲干的那点事，提都没提，大抵巴格达总督是不知道的。即便知道也没什么。论杀人，奥斯曼一年的业绩，瀛州十年也追不上。奥斯曼没有闲心也没有实力去操心大洋另一端的事务。

巴士拉第八日，一份初步协议获得两方认可。

在巴士拉近郊，西洋商行以年租金两万阿克切租用约八亩土地用以筹建商馆。

进出口货物税率与本国商人等同。

商馆仅用于商业，不得修建防卫设施，商馆护卫不得超过三十人，但可雇佣不超过百人本土护卫。

商馆人员在商馆区遵大明法，在管区外遵沙里亚法，允许商馆人员在巴格达行省自由经商。

两万阿克切，大抵等于四百两白银，一位奥斯曼小领主的年收入，非常划算。

巴格达总督的自主权超出刘时敏预料，这份协约两人署名便即刻生效。

这在大明两京十三省是不可能的，便瀛州本土的地方官员也不会拥有这样大的权力。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对奥斯曼来说微不足道呢还是怎样，总之这份协议对锡兰总督府、对瀛州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正式打开了一个巨大市场的国门，而非之前的小打小闹。

当然，哈菲兹帕夏会将一份正本送往康斯坦丁尼耶留存，刘时敏这边自然也会送一份正本去往屏东。

协议签订的这天晚上，刘时敏提笔书写奏报。

巴士拉一行，对他的冲击有些大，许多见闻许多感悟需要分享。

奥斯曼立国三百载，但看起来仍旧强盛，而大明立国不足两百五十载，为何显现出如此疲态呢？

一个制度令刘时敏印象深刻，蒂马尔制。

按奥斯曼沙里亚法规定。

帝国土地只属于一个人，奥斯曼皇帝，这是真实存在而非如大明那般仅仅是名义上的。土地分配则类似于大秦的军功授田。

领地年收入不足两万阿克切称‘蒂马尔’，其领主称‘蒂马尔哲’；年收入在两万阿克切以上称‘泽阿梅特’，其领主称‘扎伊姆’。

两者通称‘西帕希’。

西帕希对领地的占有是有条件的，除本人战时必须应召参战外，还要根据其领地的收入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兵，每五千阿克切提供一名。骑兵的马匹、武器、粮食均由领主供应。

领地除规定部分外，均不能世袭，即便世袭那部分，仍要以服兵役为条件，否则苏丹便有权收回土地，重新分配。

大名鼎鼎的西帕希骑兵，就是这么来的。

在刘时敏理解，蒂马尔制保证了奥斯曼有充足的兵源以及高质量的骑兵，以武立国，武德充沛。

如果把这项制度套用在大明，就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