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人不必担忧，” 朱槿笑着摆手，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语气从容得让人心安，“钱财方面，咱们可以分两步走。眼下先用我先前提供的白酒、味精配方红利，再加上日后水泥量产销售的利润，专门划出三成来用于修路，一分一毫都不动用户部的国库，绝不给朝廷添负担。而且也不用一下子把所有路都铺遍，先从最紧要的主要道路修起 —— 比如应天到凤阳的祭祖路，这条路易出政绩，又关乎皇家颜面，修好后爹看了也高兴；再比如江南到湖广的商道，这条路上商贩络绎不绝，修好后能最快看到流通效益；还有通往北方北平、大同这些重镇的驿路，北平是防范元庭余孽的门户，大同是抵御蒙古骑兵的要塞，这两条路若是用水泥修得平整宽阔，军队调动、粮草运输能快上一倍，对边防也是桩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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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槿心中还悄悄补了一句：更重要的是，得等我爹亲眼瞧见商业这块 “肥肉”—— 就说那白酒，一年赚几十万两银子不在话下；味精、水泥再过些时日普及全国，光这两项的利润就能抵得上半个江南的赋税；等水泥路修通了，商队往来比以前快上一倍，货物损耗少了，生意自然越做越大，到那时再跟他提提高商税，他才听得进去。

现在可不行。我爹那个老顽固，满脑子都是 “农为本、商为末” 的旧念头，还总抱着 “为富不仁” 的偏见，觉得商人都是靠钻空子、赚差价发家的奸猾之辈。

他定的那些商税规矩，看着严，实则乱得很，现在要是敢提 “调整商税”，保不齐他当场就瞪圆了眼，指着我鼻子骂 “你小子是不是被商人灌了迷魂汤”，急了说不定还得赏我几脚，这事可急不得。

要知道，我爹当初定下的商税制度，说是 “轻税”，实则藏着不少苛责。明初商税分 “过税” 和 “住税”—— 过税是商队、商船过税关时缴的，按货物价值 “三十分取一”，看着不多，可每过一个税关就得缴一次，一趟下来光过税就掏去不少；要是敢偷税漏税，不仅货物全被没收，人还得挨顿杖责，轻的皮开肉绽，重的半个月下不了床。

住税更不用说，不管是京城卖绸缎的大商铺，还是乡下卖针头线脑的小摊子，就连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货郎，只要卖东西就得缴税，也是 “三十分取一”，一分都不能少。更要命的是 “无商引不许经商” 的规矩，商人得先跑官府申请商引，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卖什么货、去哪个地方、走哪条路，错一个字都不行。

要是没商引就敢做生意，轻则罚光本钱，重则直接充军发配，多少小商贩就因为没办商引，一辈子的心血全打了水漂。

最荒唐的是，收上来的商税大多归了地方官府，只有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还私下加征各种杂费：商船过闸要收 “闸费”，商队住店要收 “留宿税”，甚至连商队歇脚时喂马的草料都要抽分，正经商人的负担反倒比偷税漏税的还重，这哪是 “管商”，分明是 “害商”。

想到这儿，朱槿的眉头轻轻皱起，心里的盘算却愈发清晰：自己想提高商税，根本不是为了多刮一层油水，而是要给这混乱的商税制度 “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