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怎么又加入了‘信鸽’？”林卫东问。

“是纪老的人找到了我。”李振国说，“大概三年前，我在一个小县城摆摊，差点被以前的熟人认出来。是‘信鸽’的人帮我解了围，并且接触了我。他们调查‘红箭’案多年，已经掌握了不少线索，也知道我当年的事情。他们相信我父亲的清白，也需要我这个曾经在港务系统内部、了解一些内情的人。”

“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为他们工作，主要负责利用过去的经验和渠道，监视和追踪可能与技术流失有关的异常物流信息。自由港那边，老陈是明线上的接应人，而我，更多是在暗处提供信息支持。”他看了一眼林卫东，“‘船长’是我们的负责人，他直接对纪老负责。这次救你，是‘船长’根据周永泉同志最后传出的断断续续的信号和我们截获的零星情报，做出的判断和安排。”

周永泉！林卫东急忙问：“周老板他……”

李振国沉重地摇了摇头：“自由港传来的消息很不明确。暹罗旅馆发生了爆炸，起火原因不明，现场很混乱。老沙的人在那之后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捕。我们的人无法靠近确认周永泉同志和那位土着朋友的具体情况。目前……只能列为失踪。”

失踪……这个词像一块巨石压在林卫东胸口。虽然比确认死亡多了一丝渺茫的希望，但谁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失踪往往意味着凶多吉少。巨大的悲伤和愤怒再次涌上心头，但他强行将这些情绪压下，现在不是软弱的时候。

“ ‘船长’有什么指示？”林卫东的声音因压抑而沙哑。

李振国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个密封的小油纸包，递给林卫东：“这是‘船长’给你的新身份和启动资金，还有初步的行动指示。”

林卫东接过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张崭新的身份证，照片是他，但名字变成了“林东”，地址是内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北方小城；一小叠不同面额的人民币和外汇券，大约几千元；还有一张薄薄的纸条，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几行字，需要特殊方法显影。

李振国递过来一个小药瓶，林卫东将药水涂在纸条上，字迹缓缓浮现：

**“一、蛰伏。携新身份返内地，目标地点：东北‘滨河市’。二、扎根。以‘林东’之名，从小商贩起步，建立合法身份与现金流。三、观察。滨河市老工业基地，可能存在‘红箭’技术早期试验场遗留线索或相关人员。四、等待。非紧急情况，保持静默。‘信鸽’会主动联系。切记：安全第一，商业为表，调查为里。”**

指示非常明确！让他回国，但不是回熟悉的津港或南方，而是去一个陌生的东北工业城市滨河市，从一个最底层的小商贩重新开始！这看似与他复仇和调查的目标南辕北辙，但仔细一想，却极具智慧。

首先，K集团和“掌柜”的注意力肯定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和境外，对一个内地凋敝工业城市的小商贩不会留意，这是最好的隐藏。其次，启动资金有限，从小生意做起最现实，也能最快融入当地，建立掩护。第三，“红箭”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早期可能与滨河市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有过协作，存在找到边缘线索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这是“蛰伏”，是积蓄力量。

“我明白。”林卫东将纸条烧掉，灰烬碾碎，“我会按指示做。”

李振国欣慰地点点头：“‘船长’果然没看错你。这笔钱不多，但足够你在滨河市起步。到了那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我们的人不能直接帮你，任何异常的接触都可能暴露你。”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关于你父亲的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但我一直怀疑，当年那批我看到的货柜，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红箭’技术的流失，背后有一个极其庞大和隐秘的网络。‘掌柜’……根据‘船长’的分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你万事小心。”

在荒岛安全屋休息了一天后，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老陈再次驾船，将林卫东送到了最近的一处海岸线。那里早已有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在等候，路线是通往边境，然后辗转返回国内。

临别前，李振国紧紧握住林卫东的手，眼神充满了嘱托和期望：“卫东，保重。活下去，才有希望。你父亲的事……还有周同志他们的付出……不能白费。”

林卫东重重点头，转身登上了客车。

客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崎岖的道路上，窗外的景色从热带风貌逐渐变为北方的萧索。林卫东靠着车窗，看着手中那张“林东”的身份证，内心五味杂陈。他从一个2023年负债累累的重生者，到卷入跨国阴谋的逃亡者，如今又要变成一个1988年东北小城的个体户。人生的轨迹，如此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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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摸了摸贴身藏好的那枚古老徽章，又想起周永泉、岩鹰，想起父亲模糊的面容。仇恨、责任、还有一丝对未知生活的茫然，交织在一起。

几天后，他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滨河市的土地。时值初冬，天空灰蒙蒙的，干燥寒冷的北风卷着煤灰和尘土，吹得人睁不开眼。街道两旁是成排的苏式筒子楼和灰扑扑的厂房，墙上还残留着褪色的标语。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穿着臃肿的棉袄，行色匆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计划经济末期特有的、混合着工业化气息和沉闷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