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们背后的势力，也随着这场“母随子走”的迁徙，悄然扩散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昭阳公主的草原部族，将游牧技术带到了西域，让那里的牧场焕发新生；波斯王妃的商人家族，将西域的商业网络延伸到南洋，促进了跨洲贸易；鲜卑王妃的部落，为北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骑兵与向导，巩固了帝国的北方防线；江南世家出身的王妃们，则将中原的农耕技术、纺织技艺带到了印度、扶南等地，让那里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

“陛下，江南苏家请求举家迁往印度，辅佐四皇子李文治理恒河流域。”户部尚书奏报。苏家是李文母亲的母族，世代经营丝绸生意，在江南颇有势力。

李砚沉吟片刻，准了。苏家迁到印度，不仅能帮李文发展丝绸产业，还能带动江南的工匠、商人跟着去，形成规模效应，让恒河流域更快地融入大秦的经济体系。

果不其然，苏家迁到印度后，很快就在恒河边建起了巨大的织锦坊，用当地的棉花与中原的丝线，织出了既有异域风情又符合中原审美的锦缎，畅销西域与中原，为李文的封地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这种“以母族带势力”的模式，渐渐成了大秦扩张的新路径。朝廷不用耗费太多兵力，只需通过一场联姻、一次分封、一次迁徙，就能将地方势力转化为开拓边疆的力量，既减少了内部矛盾，又增强了边疆实力，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这其中也并非没有隐患。母族势力在封地坐大，难免会与皇权产生冲突。李砚早已想到这一点，他在分封时就定下规矩：母妃不得干预军政要务，母族势力必须接受当地官府的管辖，重要官职必须由中枢任命的官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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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李锐封地的波斯商人想垄断橡胶贸易，排挤中原商人，李锐的母亲得知后，当即下令处罚了带头的族人，还亲自向中原商人道歉，维护了封地的商业公平。

“母妃说，父皇定下的规矩不能破，咱们是大秦的人，就得守大秦的法。”李锐在信里解释道。

这些母亲们心里清楚，她们能在异域立足，靠的是大秦的强盛与李砚的信任，若纵容母族胡作非为，最终只会害了自己和儿子。这种清醒，让“母随子走”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