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博士们博采众长：中原的“亲亲相隐”可保留，草原的“决斗偿命”可改良，西域的“商业契约”可借鉴，最终编成一部涵盖民事、刑事、商业的法典，用新币的铜料铸造法典全文，立在长安的市中心，让百姓人人可见，人人可学。

法典的颁布，让帝国的治理有了统一标准。中原的书生不再嘲笑草原的“粗鄙”，草原的牧民也不再抵触中原的“繁文缛节”，因为他们发现，法典既保护了中原百姓的田产，也承认了草原部落的牧场，连西域商人的契约，都能在大秦的官衙里得到公正裁决。

文化的融合，还体现在教育上。李砚下令在各州府开设“大秦学堂”，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还增设算术、格物（物理）、舆地（地理）等课程，教材由太学博士编写，用简体字印刷——这简体字是他根据前世记忆改良的，比隶书更易书写，很快就在民间普及。

“陛下，学堂的学生快装不下了。”负责文教的官员汇报，“不仅中原的孩童来上学，草原的部落首领还专门送子弟来长安，说要学‘大秦的学问’。”

李砚特意去学堂视察。教室里，中原的孩童与草原的少年坐在一起，跟着先生朗读《大秦法典》；操场上，他们一起练习射箭、跑步，用夹杂着中原话与草原语的方言交流；甚至有西域的商人子弟，拿着算盘学习算术，准备将来去银行当掌柜。

“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李砚走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面前，他正埋头演算一道算术题。

少年紧张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回陛下，我叫巴特尔，来自漠北，是……是右翼王的儿子。”

“哦？右翼王的儿子，怎么不去学骑马射箭？”李砚笑问。

巴特尔涨红了脸：“父亲说，大秦的学问比骑马有用，学会算术，才能管好牧场的牛羊；学会法典，才能当好部落的首领。”

李砚心中微动。连最顽固的草原首领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比打赢十场战争更有意义。他拍了拍巴特尔的肩膀：“好好学，将来回去，把大秦的学问教给更多人。”

文化的浸润，远比武力征服更深入人心。几年后，当第一批学堂的学生毕业，他们有的成了地方官，将法典与学问带到边疆；有的进入百工营，用算术与格物知识改良工具；有的加入银行，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文字，认同着同一个帝国，不知不觉中，消融了民族间的隔阂。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