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拐八绕，穿过几条喧嚣依旧的街道，苏晚晴终于找到了那家她在火车班次表背面小广告上看到的地下室旅店。

“悦来旅社”的招牌褪色得厉害，嵌在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侧面，通向地下的楼梯狭窄而阴暗，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

前台是个打着哈欠的中年女人，眼皮都没完全抬起来，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报了个价格：“单间，一晚三十，押金二十。”

苏晚晴心里咯噔一下。比她预想的要贵。她默默算了算，没敢多问，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裹得严实的小布包，小心翼翼地展开，从一叠钞票里数出五张十元的，指尖有些发颤。

女人收了钱，扔给她一把系着木牌的钥匙，随手一指：“最里面那间。”

房间逼仄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掉漆的木桌。没有窗户，唯一的灯光来自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白炽灯，将墙壁上斑驳的水渍照得清清楚楚。空气凝滞而沉闷。

苏晚晴反手锁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长长地、无声地吁出一口气。直到此刻，独自一人身处这方完全陌生的、不见天日的狭小空间，火车上的轰鸣和车站外的喧嚣才仿佛真正远去，留下一种近乎真空的寂静。

她走到床边，帆布包放在膝上，再次将那个小布包捧在手心，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珍宝。

一层层揭开裹着的布，那叠新旧不一、面额各异的钞票露了出来。最大面额是一百，更多的是五十、二十，甚至还有几张十块和五块的。它们皱巴巴的，带着不同人经手留下的痕迹，也带着爹娘和乡亲们体温残留的、最后一点虚幻的暖意。

她将钞票在床上摊开，抚平每一道折痕，然后开始极其缓慢、极其认真地清点。

“……四百九十五，五百。”